大萧条。这一说法已固定用于指称由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暴跌引发的1930年代经济衰退,但其鼻祖另有其人。那就是1873年的恐慌。在1930年代大萧条来袭之前,所谓“大萧条”指的就是1873年的恐慌。至于何者应归类为大萧条,是从1930年代中期起才厘清的。首先,“大萧条”指1930年代的恐慌,而1873年的恐慌获得了新名字——“长期萧条(the Long Depression)”。
因经济衰退时间之长而得此名。在判断是否处于衰退方面最具权威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测算,1873年萧条持续了65个月。也有观点认为,摆脱萧条用了114至176个月。无论何种情形,都长于大萧条的43个月。英国经济更是在衰退中挣扎了整整23年。更应关注1873年恐慌还有一个理由:有分析认为它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形似。
关于1873年长期萧条的性质,众说纷纭。与“比大萧条更严重”的评价并存的,是“生产与消费均有增长,甚至算不上恐慌”的看法。抛开孰是孰非,确定无疑的事实是它瞬间蔓延至全球。它从中欧的一个点(點)开始,扩散为覆盖世界的多条线(線)。起点是1873年5月9日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发生的股价暴跌。
由于对铁路建设的过度投资以及不良贷款的忧虑,铁路与金融相关个股暴跌,交易所随后关门。在音乐与艺术之都维也纳,响起巨大的叹息。继英国、法国之后第三个举办(1873年5月)万国博览会、期待借此国运兴隆的奥匈帝国,失去了增长动力。在维也纳证券交易所恢复昔日面貌之前的十年间,90%的上市公司消失。
始于维也纳的股价暴跌,是过剩流动性与供给过剩、乱开发与重复投资的复合产物。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法国支付5亿法郎赔款、经济摇摇欲坠,而德国、奥地利等中欧国家却更加执着于铁路建设。供给也过剩。后起工业国德国与美国大量倾泻的工业品不断堆积,而需求却因法国经济萎缩等影响反而减少。
在维也纳引爆的危机跨越了国境、海峡与大洋。恰逢英国与美国等也背负铁路泡沫,打击更为沉重。美国尤为艰难。这缘于金融货币政策的失误。当德国以从法国取得的战争赔款为财源,于1871年停止铸造银币并采用金本位制后,美国人便躁动起来。担忧银(銀)价进一步下跌的美国,于1873年4月公布铸币法,将银从金银复本位制中剔除。银价进一步下跌,美国的货币供给也随之减少。利率飙升,农民与债务人偿债困难。
恐慌骤然爆发另有原因。1869年股市低迷、1871年芝加哥大火,1872年又流行马(馬)流感,在不安心理广泛蔓延之际,决定性事件发生了。华尔街大户杰伊·库克(Jay Cooke)的银行于1873年9月破产。杰伊·库克银行曾是安全银行的代名词,以致售卖刊载“杰伊·库克银行破产”报道的报纸的少年,被当地警方以“散布谣言”的嫌疑逮捕;该行破产将美国推入混乱。
首当其冲的是铁路相关企业。自南北战争结束后的1866年至长期萧条前夕,共修建总长9万公里铁路、被视为“保障未来的蓝筹股”的铁路企业纷纷倒闭。萧条开始仅两年,364家铁路公司中就有89家破产,1.8万余个项目失败、血本无归。失业率飙升至14%。
在生计日益艰难之际,也有人从中获利。美国的富豪们将其视为扩张重组事业的机会,投身无限竞争,同时着手扩大体量。在萧条之中,巨型垄断企业与工会同时诞生。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J.P.摩根等资本家在萧条时期为求生存,通过收购企业或纵横联合的方式构筑了垄断结构。
德国在恐慌来袭之际,判断社会主义思想可能蔓延,因而引入养老金制度以安抚劳动者。在经济困境中,德国与奥地利的反犹情绪加深,俄罗斯、东欧与乌克兰的迫害犹太人事件(pogrom)愈演愈烈。受打击最重的国家莫过于英国。直至1896年陷入长达23年的长期衰退,却没有拿得出手的对策,最终元气耗尽。
自信于产业竞争力优势的英国,在遭遇恐慌的主要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而提高关税之际,仍坚守自由贸易政策,反而增加资本输出,结果帮助了竞争国。从资本收益率下降的英国流出的资金投向美国与德国,如回旋镖般反噬自身。随着后起者追赶,英国商品在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份额下滑,英国转而将出口方向转向属国或其他边缘国家,规模得以延续,却从内部开始病变。
人类首次正式经历的全球性长期萧条,催生了首场长期而全球化的战争。将萧条出路寄于对外扩张的欧洲与美国展开殖民地竞争,开辟新市场,在经济复苏上也取得不小成效,但最终仍以战争收场。崛起的德国与日渐西沉的英国之间的殖民地争夺,导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问题在于,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与其说像大萧条,更像长期萧条。泡沫如此,单一资本主义体制亦如此。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称“现代经济史上可归类为大萧条的危机只有1857年和1929年两次”,并警告“要为第三次大萧条做准备”。出身日本经济官僚、以“日元先生”绰号闻名的青山学院大学教授榊原也持相同看法。即从源于金融不良与过度信用这一点看,当下与1873年长期萧条相似。
如今已很艰难,还要穿过多长的隧道则渺茫难知。一个安慰是,能够生存的企业或国家终究存活下来。尽管无数企业消失,但像IBM、GE等在长期萧条时期萌生并存活下来的世界级企业也不少。牛仔裤企业李维斯的生日也与1837年大恐慌相同。
若克鲁格曼的警告成为现实,大韩民国该怎么办?我们的坐标又在何处?在全球贸易规模缩减之际,比起对发达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更依赖中国特需这一因素的结构,看来与179年前的英国相似。当时的困难,德国与美国以第二次产业革命,即电力与钢铁领域的技术革新加以跨越。韩国经济是否具备这样的克服要素?
/论说委员兼资深记者 hongw@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