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01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白想张基荣…那炽烈的一生]“避难来的学者与诗人正在饿肚子”战时强推信用贷款的张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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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访问韩国银行前身朝鲜银行大田分行的调查部长张基荣(前排左四)。/图片提供=韩国银行<拯救大韩民国的中央银行战时信用贷款>

作为金融人,白想张基荣有着看不见的功劳。正如上期所见,白想留下了诸多重大业绩,包括韩国银行的诞生,以及奠定被视为直到1970年代初期国内最高精英集团的“韩国银行调查部”的基础等;但如果没有鲜为人知的“战时信用贷款”,今天大韩民国的发展或许会更加迟缓。

与白想一同在朝鲜银行、韩国银行工作过的几位元老对当时的情形记忆清晰。6·25战争时退守至釜山之际,调查部长张基荣突然提交了一份“对个人的信用贷款极为迫切”的建议案。这既不属于调查部的业务范围,也引发了合法性争议。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朝鲜银行时代曾办理个人及企业贷款,但战争前夕韩国银行法通过后,已确立为中央银行,因此有人反对称个人贷款不可行。最终白想使个人信用贷款方案获得通过并加以执行。

据说白想的逻辑是:“避难而来的学者、文人、艺术家等知名人士正在战乱中饿着肚子。若他们饿死,或陷入未能保护家人的罪责感之中,即便在这场战争中击退了敌人,重建国家的费用和时间也将数倍增加。”

当时韩国银行紧急筛选出的支援对象约300人,每人发放5万韩元的个人贷款。比白想低两届的善邻商业学校校友、当时任韩国银行总务科长、后来历任银行监督院院长及国民银行、朝兴银行行长的文相哲(101岁)老先生数年前与记者见面时回忆称:“当时的5万韩元按现在的标准相当于韩国银行中层职员两个月的薪水”,“靠这样的贷款,核心人才得以免于Kia。”

据说在领取贷款的社会知名人士、领导层人士中,偿还贷款的人寥寥无几,以清廉闻名的街人金炳鲁等屈指可数。后话虽令人苦涩,但这是一段可以窥见白想张基荣把人力资产、尤其是有志向却境况艰难的人才看得比什么都珍贵的一面的轶事。

白想每周二都会召集Seoul Economic Daily、韩国日报编辑局全体记者,就版面展开自由辩论的“周二会”。周二会一开始,社长与记者们就每一篇报道相互斥责、反驳并大笑,整个编辑局都热闹非凡。/图片提供=白想财团<在遭受金融制裁之际仍保护抵抗维新体制的记者>

白想张基荣常对记者们发火,但内心比谁都珍惜他们。担任经济副总理时也乐于与记者一问一答。个性和自尊心相对较强的记者们毫不拘束地称白想为“老大”,这一点象征性地说明了白想作为受人尊敬的领导者的形象。

白想无论遭遇何种危机都不抛弃人。维新初期政府对言论的控制加强,记者因权力的施压而失去职业的事态中,Seoul Economic Daily和韩国日报却没有被解职的记者,原因也在于白想保护了记者。事实上,最早反抗政府控制的正是Seoul Economic Daily和韩国日报的记者。1973年11月7日,编辑局记者们进行了要求新闻自由的彻夜静坐,半个月后又有150多人聚集,通过了“确立言论自由决议文”。当这样的动向扩散到其他新闻机构后,政府便威逼报社老板赶走记者。

记者最早行动的Seoul Economic Daily和韩国日报也承受了政权层面的压力。广告不易,金融机构贷款也被堵死。白想给政界两位实权人物写了信,大意是:“以宽广的胸怀包容这些人更好。若解雇,他们都会走上街头,可能更加喧闹。并非为了反抗政府才留住记者,请解除金融制裁。”尽管恳切请求和劝说,政权并未听取。不仅银行,连保险和短期金融公司也被封堵的金融制裁持续了一年半。白想乃至干部级记者都四处奔走,筹措票据周转资金,一边经营公司一边守护记者。如果当时没有金融制裁,1977年骤然去世的白想寿命或许会更长一些。

曾在近处观察白想的前Seoul Economic Daily社长权赫升(白桥文学会会长)表示:“白想把编辑局视为拥有各式各样价值观和历史观的人自由工作的地方”,“他认为不能因为是报社老板就随意赶走记者。”总之,维新政权厌恶不屈从于解雇记者压力的白想,但因他在国际舞台上也广为人知,无法直接加害,于是动用了金融制裁这一手段,而在此他也像“老大”一样坚持到了最后。也就是说,只活了60岁短暂一生的白想,在五十多岁后期最大的关切就在于保护记者免受政权压力。/权洪佑 论说委员兼首席记者 hongw@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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