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经济副总理张基荣积极从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外国援助中筹措铁路、供水、电力设施及中小企业扶持等经济开发所需资金。图为1964年白想与英国签署铁路信号设施借款协定时的情景。 /Seoul Economic Daily 资料库
离开韩国银行的白想张基荣于1952年4月28日就任朝鲜日报社长时,世人颇感意外。因为此前外界普遍预测,他会凭借自朝鲜银行清津支行时期积累的人脉投身实业界,而这一预测落空了。也不乏熟人投来同情的目光。当时小报林立、假记者横行,媒体和记者的声誉一落千丈,因此更是如此。在精英意识浓厚的金融界,甚至有人评价说又失去了一位可惜的人才。
然而白想的想法不同。他本人积极对外撰稿,对报纸抱有开放的思维。光复之后,他与即将返回日本的朝鲜银行清津支行日本同事们告别时曾说“下次做了报社记者,我们在上海再见”,这段轶事虽半带玩笑,却道出了他对新闻业的兴趣。
作为报人,白想堪称拥有点石成金之手,凡经手之事无不成功。就任朝鲜日报社长后,白想亲自下到印务局督促排字作业,并亲自过问街头零售版。在白想任职的两年间,发行量增长之多难以比拟。当白想并非出于本意离开朝鲜日报时,一批优秀人才追随这位准备创办新媒体的他而来。他收购太阳日报,于1954年6月9日创刊的韩国日报在新闻界掀起旋风。韩国日报尤其与其他报纸不同之处,在于它标榜商业报纸。在当时媒体沉溺于“社会木铎”的虚名和正论报的头衔、主要大量刊登政治新闻的风气下,标榜依据新闻价值获得读者认可、由广告主委托刊登广告的商业报纸,正源自白想作为市场主义者的信念。白想对市场的重视,七年后延续为Seoul Economic Daily的创刊。
Seoul Economic Daily与韩国日报创刊前后,被视为白想张基荣在报纸制作上倾注心血最多的时期。他在社长室内安置行军床,通宵督促制作,每天早上主持社论室与编辑局联合会议,确定社论的题目和执笔方向,还亲自撰写社论。因此Seoul Economic Daily与韩国日报被评价为年轻、多元、内容深厚的报纸,声势迅速壮大。Seoul Economic Daily自创刊之初便稳居任何经济报纸都无法比拟的第一位,韩国日报也从1960年代起喊出“已看得见顶峰”,向报业第一的位置疾驰。
作为报纸发行人,白想的感觉与众不同。Seoul Economic Daily在创刊一周后便新设“经济人往来”固定栏目,简要刊载往来金浦机场的主要人士的出入境预定日期及在海外的行程。为此在机场派驻专职记者,虽然也有人抱怨人手本就不足,哪有余力专门盯机场,但结果大获成功。在海外商务或公务员出差极少的年代,若有人登上出国的飞机,这本身就可能成为重要的经营信息——白想的这一想法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不仅最高经营者或高级公务员等读者反响良好,也成为Seoul Economic Daily记者与优质采访对象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契机。这是重视要道与核心的白想眼光带来的成果。
为韩国新闻界开启飞机时代的主角也是白想。白想认为记者应从各种角度观察事物,于是创设航空部,先后购入单发飞机、双发飞机和直升机,将各种航拍照片刊登在Seoul Economic Daily和韩国日报上,提升了版面质量。5·16之后新闻用纸短缺时,他曾亲自乘小飞机每天往返首尔与釜山两趟,运送新闻纸。一旦出现因水灾无法投递的地区,白想便用飞机载着报纸前往,撒在学校等建筑的屋顶上。与读者的约定最为重要这一信念,带来了发行量与公司规模的扩张。
1964年5月11日,按照时任总统朴正熙实施的内阁改组,白想入阁担任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每逢内阁改组,白想都被传为副总理或财务部长官的人选,但表面上这次改组显得十分突然。不过据传朴总统实际上早就留意白想。1961年夏天,在智利世界杯出战之前,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朴正熙态度强硬,既不容许共产阵营南斯拉夫代表团访韩,也不容许我国代表队远征;时任大韩足球协会会长的张基荣前去面见,以“稍有不慎可能导致国际上被孤立”加以劝说,最终得以进行最后一轮预选赛。据说朴总统自那时起便留意白想的能力。
1967年5月12日,经济副总理张基荣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委员后回国的情景。/资料=韩国日报
决定性的是,在粮食困难最为严重的1963年8月,韩国在全球粮食短缺的形势中仍通过日本三井物产进口了10万吨加拿大产面粉,对幕后促成此事的白想,朴议长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感激之情,并由此引出副总理的任用。为了通过正式外交渠道也无法推进的粮食进口,白想动员了在日本的全部人脉,不仅争取到三井、还争取到三菱供应货量的协助;而韩国进口的加拿大产面粉,原本是供给虽不如韩国严重但同样面临粮食困难的日本国内之用,被转向了韩国,因此白想作为粮食密使的功劳更加突出。
以引导长官或亲信相互竞争、不把权力集中于一人的统治风格闻名的朴总统,唯独对白想给予经济运营的全权,甚至共享经济部门长官的人事权,这背后有着信任。国务总理丁一权也把经济全然交给白想,甚至自己说“这不是丁一权内阁,而是丁一权·张基荣联合内阁”。虽然他以比任何人都强大的权限入阁担任经济副总理,但当时状况却极为恶劣。第三共和国成立之际便把解决民生疾苦列为首要课题,然而接连爆发的疑案、1月直属企业体(国营企业体)要求提高工资的示威、2月的三粉暴利事件、3月大学生反对韩日会谈的示威、4月国有财产出售疑案,使政局动荡不安。尤其是经济更为糟糕。批发物价从1962年上涨9.5%,到1963年上涨21%,1964年全年更是垂直上升36.4%,在这种通胀之下,外汇枯竭、粮食困难等难题堆积如山。加之5月实施的汇率上调,不仅一般国民、连财界对政府的不满与不信任也日益加深。
在经济困局中登场的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张基荣,在就任仪式上发表了与“推土机”绰号相称的就任辞:“我会打下物价、增加储蓄,请忍耐等待六个月。”正如白想的豪言,经济渐渐好转。这其中既有把权力集中于经济企划院的朴总统的领导力,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白想不顾一切、精力充沛地工作的热情。韩国经济在白想担任经济副总理期间,进入了此前未曾经历过的高速增长轨道。经济企划院也一直到白想1967年10月重返Seoul Economic Daily、韩国日报发行人职位之时,作为最强经济部门引领着韩国经济的高速疾驰。
1968年,白想在创建由政界、财界、文化界等参与、讨论两国悬案的韩日合作委员会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Seoul Economic Daily 资料库
1972年11月3日,为出席第二次南北调节委员会会议而访问平壤的南北调节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基荣(自右起)与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委员长李厚洛、朝鲜内阁第一副相金一、青瓦台特别辅佐官崔圭夏等人合影。 /Seoul Economic Daily 资料库
在南北对话中,白想也娴熟地应对北方代表团,主导了对话。北方代表团看到首尔众多汽车后讽刺说“从全国搜集过来,辛苦了”,他当即反驳“不,搜集汽车倒不费力,把那些大楼全搬过来才费劲”,这段轶事十分有名。作为国会议员、国际奥委会委员热情活动的白想,在维新之后因未解雇记者而遭受金融制裁,仍将公司做大,但于1977年4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1岁。在无数人的哀痛中,白想离去。随着时间流逝,怀念白想的心情愈加强烈。人们的惋惜与日俱增:若白想能像常人一样活到平均寿命,也许不会有朝野的极端对立,不会有Seoul Economic Daily 1980年的强制停刊,南北关系也会处理得更好。白想去世时,诗人未堂徐廷柱说“初次见到白想时,还以为他是个小职员,听说是社长,颇为吃惊”,并期望“愿他的灵魂长存,照亮我们的前路”。白想张基荣诞辰100周年,这位过着如火焰般炽烈人生的白想的志向,今日在这片天空下依然永存。
/论说委员兼高级记者 权洪祐 hongw@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