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西·塞蒂安在曼哈顿办公室摆姿势拍照。索西·塞蒂安(Sosi Setian)曾担任亚美尼亚学系教授,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她以法庭口译为生,后来进入美国缉毒局(DEA)职员的视野。他们请她为一起洗钱案件做口译。今年72岁的塞蒂安此后利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职业道德创立了SOS国际(SOS International)。如今这家公司通过口译与笔译、情报分析、军需等多个领域的政府合同实现年销售额2亿美元。让我们听听她的故事。
我出生于亚美尼亚裔父母家庭,在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政权下成长。父亲从事纺织贸易。当时成功的商人被贴上“既得利益资产阶级”的标签,其家人不得不遭受歧视。父亲常说,共产主义政权从他身上榨取了大量金钱。因此我不能和同班同学一起去夏令营,以优等生身份高中毕业的姐姐也曾面临无法上大学的境地。
我们不断受到监视。父亲会用毯子遮住窗户,防止“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广播的声音传到外面。父亲最终在1959年决定移民。
我们一家合法离开,但不得不放弃保加利亚国籍。财产也不能带走。我们首先去了贝鲁特。当时贝鲁特是唯一无需文件就接纳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亚美尼亚移民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等待前往美国的排序。因为我们是1961年独立纪念日(7月4日)来到美国的,那一天对我们意义非凡。当时我18岁,已经和在贝鲁特就读同一所高中的亚美尼亚裔美国人结婚。丈夫说要带我看看美国,于是我们坐上开往加利福尼亚的巴士,并在那里与婆婆一起定居。1962年我生下女儿潘多拉(Pandora)。之后我决心上大学,因为父亲非常希望我继续读书。
我会说亚美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法语和俄语,却不会英语。但我通过大量看电视学习,几个月后就能用英语交流了。我以俄语和法语双专业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之后我们夫妇迁往巴黎和开罗,在那里担任福特基金会研究员(Ford Foundation Fellow)。
此后几年,我们的生活跌宕起伏,却也疲惫不堪。我们辗转多个城市,生下了儿子朱利安(Julian)。丈夫和我在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教英语。就在这时,1975年爆发了内战。我下定决心不能再在多个国家之间辗转生活。于是我们分开,最终后来离了婚。
1976年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亚美尼亚学系教授,并任文理学院院长助理。在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期间,我还以7000美元的薪酬担任纽约市法庭同声传译。我用这笔钱负担儿子朱利安、生病的母亲和我自己的生活。
不久之后,美国缉毒局的职员请我翻译一段亚美尼亚语录音带。我利用午休时间做了翻译,并谢绝了翻译费。反正我当时就在现场,就顺手帮了忙。那时那些职员显得相当意外。此后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为缉毒局做口译。
我接受了全职工作,每天工作12~15小时处理洗钱案件。内容涉及从中东走私的毒品和从事洗钱的亚美尼亚人。我记录窃听录音内容,分析通话内容。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感觉自己在把坏人送进监狱这件事上出了一份力。我每周拿到1500美元。当时有8个月没见到阳光,但建立了极为重要的人际关系。
案件结束后,我回到了起点,不得不思考要做什么。我不能回大学,那点收入不足以养家。这时缉毒局的职员们给了我创业的勇气。于是1989年我注册了SOS国际这个公司名称,印了名片,在家里开始工作。
初期,85%的业务来自缉毒局纽约分部的委托。一部分由联邦调查局和移民与海关审查部门(Customs and Immigration)委托。最初七年我一天都没休息,也没给自己发过一分钱工资。1994年公司法人化之后,我才开始领薪。随后儿子朱利安大学毕业加入公司。我们意识到公司需要扩张和多元化。于是走出华盛顿特区地区,在纽约和弗吉尼亚设立分公司。在那之前我们一直坚持在家办公。
在9·11恐怖袭击之前,SOS国际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但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合格外语专家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到2002年,贝尔索夫技术集团(Bersoff Technology Group)提议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承接向美军提供口译人员的小规模合同。而那笔1000万美元的合同带来了规模大得多的合同。
由于美军需要更多人力,我们开始雇用数百名口译人员。这项人力提供服务在三年里成为我们的核心业务。当时我们的业务领域分为IT、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和军事支援。两年间公司销售额从300万美元猛增至5000万美元。但随着业务资金增加,增长也面临巨大风险。目前我们的年销售额已增至2亿美元左右。我们在中东负责近3000名美军相关人员,并在全国法院派驻口译人员。
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选择了别人做不到的挑战,也不惧怕风险。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移民,我为自己在守护美国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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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真心,便会收到真心<br>索西·塞蒂安讲述她是如何留住有能力的员工的。<br>创业初期,有三位各自经营公司的女性竞争者。美国缉毒局给四家公司都提供了足够的业务量。由于不知道额外的活什么时候来,所有竞争公司都雇用合同制员工。但我希望员工感到就业稳定。于是我把他们录用为正式员工,提供全部福利。我支付的薪酬高于竞争公司,还每月邀请他们到家里共进晚餐。
1995年政府两次关门时,我们甚至被告知继续工作也可能拿不到钱。但我不能把这份困难转嫁给员工。于是我贷款4万美元分给员工。我既想救公司,也想传递出每一位员工都是宝贵存在的信息。他们至今仍对公司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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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 Economic Daily《财富韩国》编辑部/Interview by Dinah 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