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29 | 안재후 기자

美国研发的终结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当美国化学企业陶氏化学(Dow Chemical)与杜邦(Dupont)合并的传闻开始流传时,可以明确的是,这场合并并非投资银行家为赚取手续费而编造的策略。两家企业在美国历史上存续的时间合计长达331年。

杜邦是《财富》500强企业中第4长寿的企业。但这两家企业之所以特别,并不仅仅因为悠久的历史。在GDP约80%由服务业创造的情况下,美国引以为傲的这两家企业实际生产产品。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在品质优良、收益性高的产品研发上投入巨大。

然而如今,像杜邦这样企业的高额研究预算,却成了让许多美国投资者不愿投资的因素。行动主义投资者尼尔森·佩尔茨(Nelson Peltz)去年初与杜邦CEO艾伦·库尔曼(Ellen Kullman)缠斗之时,研发支出也是重要争论点。库尔曼以要用科学解决世界难题的意志阐述自己的主张,但佩尔茨认为这是杜邦投资者无法容忍的扩张势力之举(一番风波后,库尔曼辞职)。

无论杜邦的研究预算是否用得其所,怀念企业曾作出惊人发现的那个时代的人不少。几十年前杜邦开发出尼龙和特氟龙,陶氏则造出了泡沫塑料。美国人至今仍对过去推行的集中式研究项目心怀向往。例如AT&T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或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PARC)等就是这样的地方。那里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带来了诺贝尔奖,也造就了晶体管和计算机鼠标这样革命性的发明。

如今贝尔实验室仍作为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的下属机构存在。但曾一度繁荣的新泽西州霍姆德尔(Holmdel)实验室——为手机技术开辟突破口的地方——如今已变成城市规划专家用于房地产开发等的多功能综合用途设施。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虽仍沿用该名称,但2002年已从施乐分拆为子公司。如今它停留在接受委托参与研发的水平,而非过去催生著名发现的持续性基础研究。

企业研究究竟萎缩了多少,很难衡量。就研发费用来看,会发现相对营收的支出在最近几年维持在某种稳定水平。但大多数《财富》500强企业并不公开这一费用,即便是公开的95家企业,其分类也非常宽泛,因此资料用处不大。此外,研发可以涵盖从贝尔实验室发现自然辐射到推特灵光一闪的“点赞”按钮的一切(贝尔实验室的自然辐射甚至引向了大爆炸理论)。

经济学家阿希什·阿罗拉(Ashish Arora)、沙龙·贝伦松(Sharon Belenzon)和安德烈亚·帕塔科尼(Andrea Patacconi)为更好地掌握企业的研究投入,考察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上市公司比例。他们去年发表的研究结果令人惊讶。与2007年相比,仅有6%的上市公司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这一数字与1980年相比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

但对投资者而言,这似乎不算什么问题。阿罗拉在控制其他因素的研究中发现,“企业越多地投入研究,在市场上的估值反而越低”。他说:“企业对基础科学的价值评估比35年前更低,对其的需求也在减少。”

那么这件事该有多担忧?乔治梅森大学教授菲利普·奥尔斯瓦尔德(Philip Auerswald)解释称:“最近几十年研发支出减少,说明二战和冷战期间过热的军事技术领域投资正在回归正常水平。”

不仅如此。企业实验室获得的诺贝尔奖只会归于母公司的荣耀,并不总能为实验室赚钱。有时反而是竞争对手受益。想想史蒂夫·乔布斯采用了施乐的台式电脑图标等发明。由于难以作出能赚钱的发现,管理层对基础研究的大规模投入愈发犹豫。

不良后果并非显眼到一目了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严重。企业研究的减少,与五六年前开始困扰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速放缓相互交织。2004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衡量经济将劳动与资本结合起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的增速也仅为此前十年(1994年至2003年)的一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最近比较了美国各州的生产率增长,发现研发支出越高的地区,TFP增长越快。

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发展研发领域的意志毫不松懈。是时候别再一味听从只顾短期利益的投资者,重新点燃美国人对企业科学的热爱了。科学慈善联盟(Science Philanthropy Alliance)会长马克·卡斯特纳(Marc Kastner)指出:“如果美国不做基础研究,最终别的国家会去做。”

<br>

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版编辑部/By Chris Matthews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