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与中国对话,需要另一套语法。因为看待事物的视角和使用的逻辑不同,也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实行资本主义体制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为使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顺畅运作并取得成功,也需要理解中国特色。
典型例子是近期来到韩国的大熊猫的“身份”问题。在韩国看来,这显然是租借。以每年高达100万美元的大笔资金租用。这也是部分人主张饲养大熊猫及向中国支付费用负担过重的理由。
从中国角度看则略为复杂。中国称这是为了“共同研究”,即韩国与中国共同开展对世界级珍稀物种大熊猫的研究。爱宝乐园向中方支付的钱款是与此相关的动物保护基金。
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提出共同研究的说法。中国也使用“熊猫外交”这一表述。这种熊猫外交的开端是1941年将一对大熊猫作为对美国援助的回报送出,属于一种“赠予”。但随着大熊猫个体数量骤减,方式发生变化。自1982年起改用“商业性租借”的表述,使租期结束的大熊猫得以收回。不过大熊猫死亡与生育等问题依然被提出。中国开始使用共同研究这一表述,是1994年向日本送出一对大熊猫之时。当时对于把作为国宝的大熊猫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金钱交易的批评声很大。如今因为是研究目的,完全所有权归中国,连遗体都须归还。雌雄之间所生的幼崽同样属中国所有。
从大的框架看,无论是共同研究还是租借,在韩国孩子能够看到大熊猫这一点上并无差别。着眼于这一层面,笔者认为对大熊猫所有权或去留的表述不妨大度一些。
社会体制与认知差异带来的冲突在其他领域也不少。文化产业亦如此。《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等出口到中国的所有内容,中国政府都会对其内容进行事前审查。这是妨碍韩国文化产品出口、业界要求政府出台对策的典型事例,在此前的FTA谈判中也未能解决。
作为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中国为守护自身体制,不惜对所有产业进行全方位管控,在文化领域尤为如此。这也是与社会主义国家交流中必须承受的根本性问题。
当然,说要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对此加以肯定。因为中国当前的文化审查与韩国过去独裁政权实行的压制体制并无不同。这显然违背超越互利这一片面修辞的普遍正义。/chsm@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