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昌培 韩国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
阿诺德·汤因比以挑战与应战的法则解释了人类历史。文明的兴衰取决于如何应对外部挑战,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今世界经济正面临“新常态(new normal)”这一挑战。
新常态一词顾名思义就是“重大危机或变化之后出现的新的正常状态”这一概念。从经济学上看,它指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经济、2003年信息技术(IT)泡沫破裂之后的美国经济,以及最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状况。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0~2008年间年均4.4%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009~2015年降至3.3%。低物价也很严重。低增长导致需求不振,原油等原材料价格暴跌,如今已到了要担忧通货紧缩的境地。这又引发了主要国家为应对低增长、低物价而扩大货币供应和竞相降息。这种低增长、低物价、低利率(低收益率)现象始于2008年,也就是说已经接受了将近10年的挑战,并且今后仍有很大可能持续。长期的低增长、低物价、低收益率时代会带来高失业率等不小的痛苦。
在新常态时代,我们该如何应战(政策应对)呢?为应对新常态,此前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侧重于扩张消费投资等总需求的“景气刺激(expansionary policy)”。应对的结果或许能暂时防止景气骤降,但效果的可持续性被评价为并不高。
☞ 发达国家的应对为何失败
当前全球性的经济不振
源于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欧洲·日本等只开出放水的短期处方
☞ 今后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美国推进制造业复兴政策
中国以“新常态”着力改善体质
给韩国带来景气不安·竞争加剧
等新的挑战课题
应加快放宽监管·劳动改革
培育服务产业提升竞争力
美国是发达国家经济中唯一呈现复苏势头的国家。但这是在维持零利率政策六年多、通过三轮量化宽松提供巨额流动性之后取得的成果,复苏水平却过于微弱。最近景气走势依然不稳,以致于对进一步加息犹豫不决。欧元区(19个使用欧元的国家)则仍未摆脱增长不振与通缩压力,甚至到了负利率还需进一步下调的程度。此外还出现了Grexit(希腊脱欧)、Brixit(英国脱欧)等分裂迹象。日本自2012年以来推行被称为“三支箭”的“安倍经济学”政策,即金融宽松政策、财政政策和增长政策。实施初期不惜编制追加预算,投入巨额财政,同时采取将货币量增加一倍以上的破格量化宽松措施。此后随着日元贬值,出现了增长缓慢复苏、物价涨势增强等部分积极效果。但之后推进的各种监管改革、税制改革等增长战略未能取得应有成效,到实施第4年的现在,又出现日元走强、物价涨势减弱等回到安倍经济学之前状态的迹象。由于这些发达国家的景气不振,新兴国家的资本外流和低油价风险正日益扩大。
应对未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2013年底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前美国财长)的评价,当前的经济不振并非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暂时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这就是所谓全球经济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论。这意味着,对于源于过度债务去杠杆、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增长放缓,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并不合适。
归根结底,理想的应对集中于能够提高生产率的长期供给政策。虽然稍显迟缓,但世界经济正呈现出向通过结构改革提升生产率的政策方向转变的态势。美国正通过下调法人税、海外企业回流政策等所谓制造业复兴政策,推进将制造业打造为增长动力。日本正在为以通过结构改革改善经济体质为目标的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增长政策”加速。尤其是中国正在推进可以说是中国版新常态的新常态战略。2014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时代”后,新常态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新指向。承认高速增长的副作用与局限,接受6~7%的中速增长,并据此通过各项经济体质变化打造可持续增长国家,这一雄心勃勃的战略能否成功受到全世界关注。
全球经济的这种新常态以及主要国家对此的政策应对,给韩国经济抛出了短期“景气不安”、中长期“竞争加剧”的挑战课题。我们的未来将因如何应战而不同。像韩国这样的小规模开放经济体,若不能迅速且恰当地应对变化了的环境,剩下的只有被淘汰。这正是必须领先于竞争国家,实现放宽监管、劳动市场改革、企业业务重组、培育服务产业等高强度结构改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