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只需精神科专科医生的判断和2名保护义务人的同意,就可在本人意愿之外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精神保健法条款,医疗界与人权团体正发生冲突。韩国宪法法院14日就规定由保护义务人送入精神病院的精神保健法第24条第1项等是否违宪举行了公开辩论。赞成沿用由保护人送入院的一方主张,精神疾病患者难以自行认识病情,由保护人判断而送入院不可避免,现实中应予承认。反对一方则反驳称,该制度交由一名医生自由裁量,常被滥用于家庭财产继承等纠纷,且在押送、入院过程中侵害人权的弊害也很大。现刊载双方观点。
洪相杓 大韩精神医疗机关协会事务总长
精神保健法第24条关于由保护义务人送入院的规定是否违宪,已被提上韩国宪法法院的审判台。精神疾病患者若要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需要2名保护义务人的同意和医生的诊断,而有人认为保护义务人同意入院这一行为本身就有违宪之嫌。多数病情加重、丧失病识感的精神疾病患者不愿自发就医。因此由保护义务人带患者前往医院,依医生诊断予以同意并入院。若将此界定为强制,那么因其他疾病经家人同意而接受手术并住进普通医院的情形,同样也可视为强制入院。
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性,也存在把入住封闭病房解读为监禁并断定为强制入院的隐忧。保护义务人原本害怕家中有精神疾病患者的事实外传,但在察觉到自伤或伤害他人的危险、无法再将其放任在家的情况下,不得不叩开医院的大门。若不是保护义务人,事实上也没有人能把患者带到医院。
如果不承认这种现实,就会引来“保护义务人与医生串通,把没病的人当成有病而虚假送入院”的误解,也会使社会认知变得恶劣。是因为不愿听到“强制入院”一词而将患者放任在家、不予治疗才对,还是带到医院接受治疗才对,应当好好衡量。
主张由保护义务人送入院即为强制入院的观点,恰恰忽视了患者本应接受治疗的权利。因家庭财产、宗教等纠纷而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事件时有见诸新闻,这理所当然属于犯罪行为,应由刑事法处理,而以精神保健法第24条仿佛在量产此类犯罪行为为由主张其违宪,是极大的错误。由保护义务人送入院,是引导拒绝自发就医的患者接受适当诊疗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正面功能。
在欧盟主要国家,所谓强制入院(compulsory admission)或非自愿入院(involuntary admission),指的是通过法院判决等方式,对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的罪犯、毒品犯等精神疾病患者强制予以入院,其中并不包括由保护义务人送入院。由本人或家人等保护人送入院被视为自愿入院(voluntary admission),只有对不论本人和家人意愿、需要通过社会隔离进行治疗的人,才使用强制入院、非自愿入院的说法。
韩国保健福祉部解释称,由保护义务人送入院在国外不被归类为强制(非自愿)入院,这一内容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撑。如此看来,把为防止自伤或伤害他人等危险、基于社会共识实施的强制入院,与韩国由保护义务人送入院等同看待,是极大的错误。若一定要称为强制入院,那么精神保健法第25条(由市长、郡守、区厅长送入院)和第26条(紧急入院)等情形才可称为强制入院。这两个条款都是在发现被推定为精神疾病患者且被怀疑具有危险,或情况紧迫者时,借公务员或警察等协助而入院的情形。
一般而言,儿童、老人等对普通疾病缺乏知觉能力、判断力,无法自行判断病情程度时,由保护人向医院委托治疗,必要时在签署入院同意书后使其入院。精神疾病与其他疾病一样,也是人体某一部分产生的疾病,与此并无太大不同。
精神保健法第2条明确规定:“精神疾病患者不得因患有精神疾病而受到不当的差别待遇”。若由保护义务人送入院即为强制入院,那么依正常程序送患者入院的家人和医生,依解释可能成为犯罪者;而制定精神保健法的国家,则会出现这样的讽刺——被证明其仅因患有精神疾病,就给精神疾病患者的入院套上“强制入院”的枷锁而予以歧视。此外,这也可能是在本人乃至本已忧心煎熬、须忍受痛苦的家人心上钉下钉子。
现行精神保健法第24条,是为治疗疾病而使不愿自行前往医院的精神疾病患者至少能借家人之力接触疾病治疗的最低限度规定,并未背离宪法第10条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第11条平等权与禁止歧视、第34条享有像人一样生活的权利等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