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05

[科学书评]科学即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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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2015年最难忘的一本书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卡尔·萨根的《宇宙》。而如果问我今年的读书计划,我也会毫不迟疑地说,再读一遍《宇宙》。

那是去年6月。少则10页、多则50页地啃完《宇宙》,整整用了一个月。清晨在办公室里读《宇宙》的时光是幸福的。我那既不算深也不算长的科学书籍阅读人生,被分成了读《宇宙》之前和之后。

我在这本书中关注的,并不是关于人类与生命、地球与宇宙诞生的科学事实,而是那些伟大科学事实被揭示出来的背景。

想一想吧。在还不知道海的那一边有什么国家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对地球的形状产生好奇。也有人连地球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却已经把目光投向宇宙。在完全没有科学工具的年代,他们仅凭思辨与想象的力量做到了这一点。卡尔·萨根把它称为“不纯的思考与思想”。

当然,这种思辨与想象的力量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能迸发。按《宇宙》的说法,人类最早的不纯思考与思想,萌发于公元前6世纪以爱琴海为中心的爱奥尼亚。

在那里,万物由原子构成、人与动物原本由极其简单的形态演生而来的想法开始抬头。疾病并非恶魔或神的所为,也出现了相信地球绕太阳运行的人。希波克拉底、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毕达哥拉斯等人正是如此。

卡尔·萨根判断,这种不纯的思想之所以能在爱奥尼亚开花,是因为多样性。爱奥尼亚各岛的环境与政治体制各不相同,没有足以把所有岛屿统一支配的强大中央权力,因此自由的探究成为可能。允许不纯思考与思想的地方——人类所有伟大的遗产都诞生于这样的地方。哲学与艺术如此,科学技术也一样。

《科学是叛逆》的作者弗里曼·戴森。所有科学家都是叛逆者?!

科学是叛逆,科学家是叛逆者。物理学巨匠、《科学是叛逆》作者、92岁的老学者弗里曼·戴森以这样一句话开篇。

“正如诗的解释不止一种,科学中也没有唯一的观点。科学是不完整且相互矛盾的观点拼成的马赛克。但这些观点仍有一个共同要素,即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要对抗当地占优势文化所施加的种种制约,也就是‘叛逆’。”

这本书是作者通过19至20世纪改变科学范式的科学家,寻找叛逆的价值并探索21世纪科学之路的随笔集。

该书汇集了他为文艺刊物《纽约书评》撰写的评论与书评,去年7月在韩国出版。因为舍不得《宇宙》的余韵消散,我匆忙下单,却一拖再拖,直到现在才读。

不必绕远。“科学是叛逆”这一命题很容易得到证明。首先是爱因斯坦。他这样坦白自己的经历。

“在慕尼黑路易波尔德文理中学七年级时,班主任叫我过去,说希望我退学。对于我并未做错任何事的抗辩,老师这样回答:‘仅仅因为你在我们班里,全班对我的尊敬就被弄脏了。’”

那位老师究竟在十几岁的爱因斯坦身上看到了什么?在弗里曼·戴森看来,他看到的已不只是叛逆的少年,而是一位叛逆的科学家。

“我们不仅在爱因斯坦身上,还在大量事例中看到科学反抗西方哲学或方法论规则的样子。科学就是那些反抗一切束缚年轻灵魂的文化压制的自由灵魂之间的同盟。”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对伟大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欧玛尔·海亚姆而言,科学是反抗伊斯兰知识束缚的叛逆。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那只倒扣的碗,人们称之为天。我们被困于其下,度过一生。不要向天伸出求助之手,天也和你我一样,只是无力地转着。”

说出“但地球仍在转动”的伽利略·伽利莱,在成为科学家之前,首先是一个叛逆者。牛顿是斗士,也是反体制人士

另一位代表性的叛逆者是艾萨克·牛顿。他的一生并不平坦,却是一个总能取胜的老练斗士。无论面对声称比他更早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罗伯特·胡克,还是在围绕微积分发现权与莱布尼茨的剽窃之争中,他都赢了。

牛顿在1687年出版《原理》之后,还深度介入政治。当时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威胁大学的独立性,他便对国王采取了强硬路线,还在大学备忘录中写下“只有有勇气的人才守护法律”。以今天的标准看,他算是反体制人士。

谈到作为叛逆者的科学家,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也不能被遗漏。他被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劝说去告发同事为共产主义者。那是一个不告发就得被判有罪的野蛮时代。但他拒绝了劝说,并被判有罪。他热情满满,甚至在受审期间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继续数学研究。弗里曼·戴森把任命钱德勒·戴维斯为成员的那一刻,列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上最感人的瞬间。

作者在书中想说的叛逆,虽然也包含这种反体制的意味,却更为宽广。它是要摆脱过去的制约与不平等的合理理性的反抗。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理查德·费曼,再到当代众多业余天文学者,科学家们都在反抗独断的哲学或方法论规则,站在叛逆的前列。

对19世纪日本的第一代科学家而言,科学也是对传统封建主义文化的叛逆。对印度物理学家拉曼、玻色、萨哈等人而言,科学既是对英国统治的叛逆,也是对印度教命运论的叛逆。正因为有这样的叛逆者,19世纪生物学的自然选择和物理学的麦克斯韦方程组等重要发现才成为可能。

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同样是一位跳出以往典型科学家框架的人物。科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

科学正是以这种合理理性的反抗为养分而发展起来的。作者主张,只强求一个方向的学问绝不可能取得发展。

“从整体到部分,从部分到整体,当知识的广度朝两个方向拓展时得以发展的学问,正是科学。断定知识只朝一个方向生长的还原主义哲学与科学并不相称。独断的哲学信念在科学的范围内没有立足之地。”

作者还说,科学与其说像哲学,不如说更像艺术。在哥德尔关于不完备性定理的证明中也看不到哲学主张。哥德尔的证明如同沙特尔大教堂那样,是仿佛要刺破美丽天空的尖塔。爱因斯坦方程同样接近艺术作品。作者强调,这源于独创性、美与出人意料。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科学不是哲学方法,而是艺术的一种形式。科学的伟大跃进始于新工具的发明,而非新教义。不能把科学硬塞进还原主义这样单一的哲学观点中。那与普罗克鲁斯特斯因旅人的身体不合床的尺寸就砍掉其腿的行为无异。”

每到诺贝尔奖季节,韩国科技界都要经历一轮折腾。质问声不断: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已经有好几个,我们投入了那么多预算,为何还没能产生哪怕一位得主?读一读《宇宙》和《科学是叛逆》,或许能稍稍猜到其中的原因。在多样性被堵塞的社会里,很难期待伟大的科学成果。

Seoul Economic Daily《大众科学》编辑部

/科学专栏作家 金炯锡 blade31@dau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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