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结构调整努力搁浅并遭遇外部冲击时,我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将跌至-2%以下。”
1998年3月初,在韩国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救助贷款不满四个月之际,首尔明洞的银行联合会。这位37岁的年轻经济学家给出了阴郁的诊断。而在同年8月,他把目标对准了韩国银行。在时任财政经济部长官李揆成主持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他向迟疑不决的货币当局主张“应大胆放松货币”。他表示:“尽管出口减少,但进口骤减使经常项目转为顺差、汇率下行,当前是典型的通货紧缩初期阶段。现在正是应扩大货币供应以阻止通货紧缩的时候。”随后时任韩国银行副总裁朴哲立即召开反驳记者会等强烈抵制,但韩国银行最终举了白旗。他正是被内定为新任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首席经济学家赵东彻。
外汇危机时期站在结构调整前沿的KDI宏观经济研究部并非只有赵首席经济学家。现任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咸骏豪自1996年起便与赵首席共事。咸委员的名字还出现在IMF外汇危机前夕政府为银行合并等金融机构结构调整而组建的金融改革委员会15人名单中。1997年加入KDI宏观经济研究部的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申仁锡则为金融产业结构调整贡献了力量。在事关国运的外汇危机过程中在KDI扮演智囊角色的这些年轻经济学家,这次机缘巧合地将在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共同工作。
当前我国经济状况同样不轻松。呈现出出口减少、内需不振的慢性低增长格局。2014年12月,赵首席经济学家表示:“在预期通胀大幅偏低的情况下,名义均衡利率也处于很低水平,今后还有进一步走低的可能。对于实际利率下行的局面,货币当局应妥善应对”,由此引发了通货紧缩争论。这也是可以窥见以赵首席为首的KDI出身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今后动向的部分。
/金相勋记者 ksh25th@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