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27 | 연유진

[海外专栏]化解代际不平等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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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在大西洋两岸的美国与欧洲,投票正呈现出有趣的模式。年轻一代与中老年一代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投票方式。选民的分裂不再依收入、教育水平、性别,而是依代际,而且这种分裂日益扩大。这种分裂有其合理原因。年轻人与中老年人当下所享有的生活不同,过去不同,因而对前景的预期也不同。

年长的中上阶层美国人和欧洲人享受了美好生活。当他们进入劳动人口时,报酬不错的岗位在等着他们。他们的问题是想做什么,而不是要和父母同住多久才能有一份足以搬出去的工作。那一代人期待工作的稳定,年轻时结婚并买得起房子,还能期待在安稳的晚年中退休。总体而言,他们期待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

如今的中老年人一路上虽然遇到过障碍,但他们的期待大多得到了满足。他们或许通过房子获得的资本收益超过了工作所得。他们乐于接受投机性市场赠予的礼物,并因在恰当的时点在恰当的地方买房而得到肯定。

今天年轻一代的期待,无论处在财富分配的哪个位置,都与中老年人截然相反。他们在整个人生中都面临就业不安。平均而言,许多大学毕业生通常要经历一两份无薪实习,再花上数月才能找到工作。而且他们看到在校时看起来比自己更优秀、却一两年没有收入、连实习机会都拿不到的更可怜的竞争者,便觉得自己算是幸运。

今天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受债务折磨。越贫穷负债越多。因此他们不问想要什么职业,而只是问哪种工作能让自己偿还需要20年以上才能还清的学生贷款。买房是遥远的梦。这些难关意味着年轻人并未在考虑退休。

简单说,年轻人正透过代际不平等这一镜片看世界。中上阶层的孩子会从父母那里继承遗产,所以到头来仍会过得不错。

这种不平等无法轻易解释。这并不是因为年轻人不够努力。看到引发经济危机的银行家领取巨额奖金、却几乎不为过错承担责任,人们关于经济游戏被操纵、社会不公正的感受更加强烈。精英们承诺“改革”会带来巨大财富,但一旦实施,受益者只有最顶层的1%。社会不义、巨大的不平等、对精英的信任丧失,这三重现实界定了政治行动的时刻。

显而易见的东西不是答案。这正是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政党在欧洲败北的原因。美国则处于奇特的境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参选者以病态想法的承诺竞相煽动,而民主党候选人则承诺能带来真正差别的变革。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或伯尼·桑德斯采纳的改革能在国会获得推进,那么以不稳定生活为食的金融体系的力量将被抑制。两人都提出了为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筹措费用的改革方案。

不过,在难以预测的股市和零利率的市场中,要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拥有住房、享受安稳的晚年,需要比这更多的变革。最重要的一点是,除非经济好转,年轻人找不到轻松进入劳动市场的路径。美国4.9%的官方失业率,只是通过压低工资为高得多的实际失业率涂脂抹粉而已。

但若认不清问题,就无法修正问题。如今的年轻人也是如此。年轻人已经认识到代际正义已然消失,他们的愤怒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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