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24 | 강도원

李健熙的“新经营”与李在镕的“新三星”有何不同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1993年6月,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给首尔秘书室打电话的Samsung Electronics会长李健熙,声音中充满愤怒。起因是三星集团内部电视台SBC的一档揭发节目。画面中,洗衣机盖存在缺陷,生产线工人却若无其事地用刀削掉零部件后草草组装。李会长受到极大冲击,在他的震怒之下,Samsung Electronics核心高管于6月7日齐聚法兰克福凯宾斯基酒店。李会长说:“现在不是说要好好干的时候,而是站在生死抉择的关口”,“除了老婆孩子,全都要变!”此后,李会长在17天里向200多名管理层与员工宣讲新经营。

李会长发表新经营宣言后的23年里,Samsung Electronics变成了一家完全不同的公司。全球第一的产品从DRAM等仅2个扩大到20个。员工人数也从14万人增至国内外50万人。但与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6.3%的1993年不同,在低增长固化的“新常态”时代,Samsung Electronics正在为生存而思考变革。原因在于有观点认为它可能走上诺基亚的道路。事实上,Samsung Electronics自2013年以来一路下滑。销售额从2013年的228万亿韩元减少到去年的200万亿韩元。营业利润也从2013年的37万亿韩元减少到去年的26万亿韩元。

Samsung Electronics宣布“初创企业三星集团”的企业文化革新,也正是出于这一背景。其意志是破除根深蒂固的上命下从文化,取消不必要的重复会议,打造更快速、更具创意的三星集团,从而不仅与谷歌等全球信息技术(IT)企业竞争,也与每天涌现数十家的IT初创企业竞争。

李会长的法兰克福宣言与副会长李在镕的初创企业三星集团最大的差异在于变革的方向。

李会长的新经营是自李会长向下推进的。主要高管率先垂范改善组织。但李副会长的做法则聚焦于接纳员工的要求与愿望,从下向上推动变革。

把过去烟囱产业时代企业所追求的、只做既定一项工作的农耕型组织,改造为需要时聚合、结束后分开的游牧型(nomad型)团队。破除职位、职级也是出于这一背景。意即要像美国硅谷的新兴风险企业一样,具备自主性、创造性思维和扁平化组织文化。此前不断有人指出,垂直文化阻碍创新和新思维。不过业界也有分析认为,Samsung Electronics此次文化革新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位业界人士表示:“Samsung Electronics如今已是庞大组织,曾作为增长动力的管理型三星集团要改造成初创企业式组织,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姜度元·金贤珍记者 theone@sed.co.kr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