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要跨越危机,就必须让在实现个人合理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损害共同体利益的公民精神,成为社会成员意识的共同分母。”
成均馆大学行政学系教授刘民奉(58岁,见照片)最近在韩国新闻中心由韩国环境政策评价研究院举办的“环境论坛”上主张,与工业化、民主化一起还须完成“公民化”,国家才可能持续发展。
刘教授自2013年朴槿惠政府成立起至去年初担任青瓦台国政企划首席秘书,负责设定本届政府的国政方向并协调政策。刘教授解释,政府成立时提出的政策口号“新时代”,蕴含的是追求个人幸福而非过去以集体为中心的增长之意。国政蓝图中“幸福”“定制型”等用语格外频繁出现也正因如此。
他说:“过去把国家的成长等同于自身成长的认识早已消失”,“在个人的发展与幸福汇聚成国家成长的意义上,国政运营的中心轴也正在向个人转移”。
工业化之后,政府的应对能力、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已到极限,集体、家庭、学校等组织内以“长”为中心的向心力崩塌,如今离心力作用更强。刘教授诊断称:“在传统秩序崩溃之中,个人的共同体意识消失,其间隙里只有各自求生的逻辑在通行。”
他主张,若把政府、市场、市民社会等视为构成国家的零部件,那么只有当零部件的完成度与标准化水平提高,且国政设计与制度等标准化体系良好融合时,国家的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刘教授所说的标准化意指认识上的共同分母。他主张:“我们社会中政府、企业、学校等所有组织运转方式与惯例各不相同,导致组织间流动困难、彼此话也说不通”,“社会的共同分母越多,对话就越可能,因利益与理念产生的对立与混乱也会减少”。政府也须提升体系设计与运营能力。他主张,为形成这样的共同分母,需要大胆地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各种问题,并制定使市民遵守法律与制度的社会工程学政策等,努力保持国家体系的一致性。
刘教授说:“我们社会只习惯于看整体,需要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转向关注构成整体的细小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变化”,“比起做什么,更应转变为尊重重视个人与个人之间沟通与共识的‘游戏规则(标准)’的文化”。他还补充说:“公民精神中存在相互尊重与共生的机制”,“这是超越代际解决矛盾的出发点”。/朴贤旭记者 hwpark@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