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前教授加里·贝克尔的著作《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中有一章名为《对孩子的需求》(The Demand of Children)。该章分析了每个家庭如何决定生育几个孩子,虽然内容已广为人知,但仍值得再作一次介绍。
首先是前提。孩子无法在市场上买到,必须由家庭自己"生产"。养育需要投入用钱可以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尤其需要投入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作为回报,父母通过养育孩子可以获得幸福感和快乐,并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子女在生活上的帮助。
家庭的收入和时间是有限的。每个家庭会判断其中多少用于养育、多少用于养育之外的生活才能使效用最大化,从而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结果是,如果养育成本高,就会倾向于少生;如果除养育之外的整体生活物价也高,同样会倾向于少生。此外,高收入的父母会把时间投入工作而非生育和养育,反之则会辞去工作去生孩子。
还有一个因素。贝克尔把孩子的"量与质"分开考察。现代社会的父母难免感受到必须为孩子的前途提供良好教育的压力。在孩子之间竞争激烈的社会,父母会少生孩子并集中投入教育费;而在相反的社会,父母会以同样的费用多生孩子,以获得更大的幸福。
贝克尔教授的上述分析,也很好地解释了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韩国社会生育率。养育成本高,包括居住费在内的生活物价高,担心因职业中断而被劳动市场淘汰的母亲很多,生育率自然只能低。再加上格外炽热的教育热,使父母作出"少生并集中投入资源"的决定。
因此,政府针对低生育的对策也持续朝着减轻养育费、补贴多子女家庭生活费,同时限制超前学习等过度私教育、减少"职业中断女性"的方向不断开发并实施。
然而,为什么韩国的生育率仍然上不去?因为韩国社会还存在一个贝克尔教授未曾论及的低生育因素,那就是青年问题。
因学费昂贵而不得不打工,毕业延迟,找到的工作也大多是非正规职。即便就业,仅凭一己之力实际上也无法解决婚房问题。在这样的结构下,只能不结婚或晚婚。好不容易结婚的新郎、新娘平均年龄为34岁和32岁。那个年龄结婚,何时才能生两个、三个孩子?
要提高生育率,必须先解决青年问题。面临大选而提出的青年津贴、青年雇佣配额制等竞选承诺,只是在表面上涂药。必须出台更为大胆的、要彻底改造根本结构的青年承诺。
/孟俊镐 政治部次长 next@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