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泰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经营学院教授、消费者观察共同代表 金成焕 亚洲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实施已进入第1年5个月的《关于改善移动通信终端设备流通结构的法律》(简称终端流通法)是否需要修改,支持与反对双方的争论再次升温。政府已预告,将于3月对该法成效进行综合检查,并在今年6月制定"包括补贴在内的整体制度改善方案"。主管部门未来创造科学部与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主张,终端流通法的实施降低了家庭通信费负担,根除了移动通信运营商对移动通信服务用户的歧视等不当行为,因此应维持终端流通法的现行框架。相反,韩国企划财政部等经济部门的部分人士则认为,终端流通法的立法意图虽好,但将运营商等向用户支付的补贴限制在一定金额以下的条款等,抑制了市场的价格竞争,因此需要对制度进行修改。在电子、通信企业内部,也存在为激活内需应放宽补贴监管的主张与为防止企业间恶性竞争应维持现行制度的意见之争。以下通过学界专家来呈现双方的主张。
支持——李炳泰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经营学院教授、消费者观察共同代表
内需低迷等年度经济损失高达3.2万亿韩元
● 资费竞争、终端价格下调效果不及预期
● 独立销售店倒闭遭受直接冲击,仅运营商受益
● 通过简化资费方案等可降低通信费
随着韩国通信终端价格差异巨大引发所谓"被宰客户"的不满情绪高涨,政府与政界以用户歧视导致用户间相互补贴问题、服务资费下调及投资能力萎缩、资金实力不足的后发运营商盈利能力恶化及退出市场导致有效竞争下降,以及助长通信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增加等理由,于2014年10月实施了大幅强化通信终端补贴监管的终端流通法,至今已过去1年5个月。这种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官治经济为何只存在于世界经济第10位左右的大韩民国,必须冷静地加以审视。
这一监管带来的损害,首先在去年底韩国的经济成果指标中明确显现。韩国银行行长将终端流通法列为2014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远低于预期的消费低迷之原因。由于终端流通法导致占消费重要比重的终端消费低迷,成为经济走向通缩、经济激活失败的主要原因。
根据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研究,以2013年为基准,终端流通法造成的产业损失估算为半年1.6万亿韩元。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每年造成3.2万亿韩元经济损失的恶法,而其现实体现就是远低于预期的内需低迷。这只是计算终端与通信资费消费的数字,但与新型终端相关的配件和新应用等关联产业规模也不容小觑。若将这些损失一并计算,该法案造成的损害可谓大得多。
此外,该法实施后,独立销售店已有2000多家倒闭,终端流通正以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直营店或官方代理店为中心重新整合。其结果是,在终端流通法实施首年的2015年,LG U+的营业利润增长约10%,KT则由亏损转为1.3万亿韩元的盈利。当然其中也有结构调整的原因,但利润大部分源于营销费用的减少。这是终端流通法将原本流向消费者和销售店的资金集中给运营商的明确证据。
政府一直主张,对终端补贴进行监管会带来资费和服务竞争,从而有利于消费者。根据前面引用的KDI研究,消费者若要通过资费折扣拿回因终端流通法而未能获得的补贴,资费须下调12%以上。然而运营商的收入,SK电讯和KT仅减少约0.1%,LG U+仅减少1.9%。而即便如此,也是取消入网费、虚拟运营商用户增加以及将资费折扣从终端补贴改为上调至20%等与终端流通法无关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归根结底,终端补贴会转向资费竞争的逻辑也被证明是虚构的。
此外,监管当局一直主张补贴监管会带来终端价格的下调。然而终端制造商不可能只看韩国市场来决定价格。销售额大部分产生于海外,因为国内市场而下调出厂价格本身就不合情理。
部分国民和媒体相信终端流通法为市场引入了透明的价格。然而却没有追问,为何如此不透明的价格制度偏偏在韩国长期蔓延。那是因为在终端流通法之前,自2000年以来监管当局为代表运营商的利益,一贯禁止终端补贴或将上限压得很低,想要降价的销售店只能采取突击方式。韩国移动通信市场的结构与其他国家并无特别不同。可以从3家以上运营商中挑选的国家本就不多。既然如此,这就不应视为产业结构问题,而应看作政府干预市场以及官僚被利益集团俘获所导致的结果。引入数据资费方案、资费信息透明化与简化等以市场友好方式实现价格稳定完全可以做到,其他国家都在这样做。唯有大韩民国政府不可能比市场更聪明。
反对——金成焕 亚洲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家庭通信费可能再次上升……需慎重
● 虚拟运营商快速成长等扩大了消费者选择范围
● 家庭通信费转为下降趋势……效果将进一步扩大
● 不应为激活内需而增加百姓生计费
实施已满一年半的终端流通法再次成为话题。起因是去年底政府发布的"2016年经济政策方向"。政府指出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将"以内需为中心的景气改善"作为政策方向的一大支柱,而在国内消费激活方案中提到的,正是终端流通法的制度改善。这可解读为,为提振内需需要扩大终端消费,为此需要放宽监管。虽然具体方案尚未公布,但随着"到今年6月制定包括补贴在内的整体制度改善方案"的计划被提出,围绕此事出现了各种预测与争议。
终端流通法是自2014年10月起实施的法律,其立法意图在于改善极其严重的用户歧视、虚高出厂价、诱导通信过度消费等终端流通市场的痼疾。人们常以为它只是监管终端补贴发放的法律,但它综合包含了补贴的信息披露与公示、禁止欺骗消费者行为、与补贴相当的资费折扣、禁止强制加入高额资费方案及附加服务等,为使终端流通市场正常化并保护消费者的多项措施。
当然,由于其监管了有利于消费者的补贴,该法成为批评对象也是事实。笔者在该法引入当时同样认同其立法意图,但对其效果持保留态度。然而从当前时点看,可以评价为它给市场带来了结构性变化,并正朝着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向发展。
最根本的变化是消费者实质选择权的扩大。过去消费者并非思考自己想要何种终端和资费方案后再作选择,而是只追逐获得高额补贴的机会,或在销售者推荐的几个方案中择其一。表面上似乎提供了高额补贴,结果却是被迫以加入高额资费方案为条件,购买价格被虚高的昂贵终端。可以说,过去的终端流通市场在畸形的销售结构下限制着消费者的选择。
该法实施后,消费者在前往销售点之前就可以按运营商、终端比较已披露的补贴,并可比较补贴与选择合约折扣。比较数据中心资费方案等多种资费方案、选择符合自身使用模式的方案也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借助该法实施,虚拟运营商也快速成长,进一步扩大了选择范围。
这种效果在统计数字上也有体现。据Statistics Korea发布的数据,此前每年急增的月家庭通信费近来转为下降趋势。通信服务资费从2013年的14.3万韩元降至2014年的12.6万韩元、2015年的12.5万韩元。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通信设备费用也从2014年的2.4万韩元降至2.3万韩元。当然,这种效果因消费者个体而异,过去享受过高额补贴的部分消费者中,也不乏通信费上升的情况。但重要的是,在选择权扩大的基础上,终端及通信资费竞争已全面展开,随之而来的平均通信费下调效果今后还将持续产生。
鉴于终端流通法正在持续显现的成效,对该制度修改的讨论有必要慎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最近的讨论脱离了通信费这一原本论点,而基于激活消费的新逻辑。如果政府所追求的终端消费激活意味着国内主要企业高价智能手机销售的活跃,那么这必然伴随着包括终端分期付款在内的家庭通信费上升。
"2016年经济政策方向"中还一并提出了"降低生计费"的政策目标。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每月支付的通信费不可能不包含在生计费之中。激活内需景气固然重要,但如果为此采取的手段是增加普通国民的平均生计费,这能称之为好政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