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03

[圆桌]公共部门的竞争力、信赖与创新-韩国农渔村公社社长李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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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表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决定国家繁荣的要素是社会的“信任”水平。其主张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从而阻碍社会繁荣。伦理、习俗与道德这类看不见的社会资本,可以成为决定竞争力的条件。社会信任意味着政府与企业、市民社会、媒体、个人等成员之间的沟通、诚实与责任感这一共同体规范。

政策项目的动力同样来自与国民的沟通和共鸣,以及负责人的诚实与透明等信任。但不幸的是,我国社会公共部门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整体信任度并不高。在去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中,韩国社会对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信任度甚至低于平均水平。

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始于对政策项目在多大程度上高效、富有生产力地推进的共鸣。不信任恰恰说明,社会上普遍存在这样的认知:公共机构所执行的项目和经营活动并不透明,公职人员的责任感也不高。国民的不信任与漠不关心,正是对公共部门根本性变革与创新的要求。

事实上,此前我国公职社会一直被官僚主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以及僵化消极的决策结构所束缚,而非重视生产力与效率。在与受益者国民的沟通上态度消极,也未能迅速适应时代变化。拘泥于过去惯例的落后经营方式和组织文化,也成为损害国民信任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的根源。

执行政策项目的公共机构应带头化解不信任。有必要全面检视经营体系,根除不必要、不合理的惯例,并为确立透明的经营文化而改进和完善制度。化解不信任最快的途径是智慧创新。其核心是利用信息技术(IT)共享信息并展开讨论的决策结构。通过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弹性工作制,可以引入富有创意和生产力的工作方式。

要实现经营创新,协作与共享必须成为决策结构的基础。重要的是全体成员以组织共同认同的愿景为基础,带着责任感开展工作。确立了弹性工作制和扁平化决策结构等智慧创新的公共机构,也更有利于国民参与、讨论与沟通,自然能够积累对政策的信任。为了政策的成功,公共机构应带头追求能够积累社会信任的经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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