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非正规职增加的原因在于岗位创造和契合企业的实际需求,非正规职对策的核心也在于兼顾这些条件的同时,作为补充措施制定纠正歧视等稳定化举措。像现行这样的限制性非正规职对策,可能产生使就业创造和劳动条件进一步恶化的负面效果。就此而言,改善在全球先进工业国家中采取最严格监管方式的现行派遣劳动的运用与保护体系十分重要。因为根据派遣劳动对岗位创造有显著贡献的多个先进案例,需要有使派遣劳动使用更为灵活的政策。
2015年9月作为劳动改革一环由新世界党提出的派遣法修正案,接近于这一政策方向。修正案包含允许向人力短缺现象严重的根基产业,即以铸造、模具、塑性加工、焊接、表面处理、热处理等贯穿制造业整体的工艺技术经营业务的行业中的中小及中坚企业派遣的内容。据韩国经济研究院发布的资料推算,若如修正案那样放宽派遣,平均将产生约1.2万人的人力需求。
然而据悉,近来新世界党与政府为使劳动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正在讨论野党强烈反对的派遣法修正案的修改方案。即正在研究允许向运用根基技术的中小中坚企业派遣,但禁止向作为大企业(厂内)协作企业的中小、中坚企业派遣。这样的修改方案存在极大问题。根基产业不可避免地与作为最终需求方的大企业处于紧密协作关系,而修改方案忽视了这一点。如果只允许处于大企业外部广域交易关系中的中小规模根基企业使用派遣劳动,那么法案最初目标的通过扩大派遣对象业务来创造优质派遣岗位就必然遥不可及。尤其是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国家中普遍运用的厂内承揽,可以成为是否合法的判断对象,但不能成为禁止使用的对象。因为当今厂内承揽是制造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根基产业即便在技术实力出色的发达国家也被视为制造业的根基并持续致力于人才培养,而我国已经面临严重的人力短缺。而且,以拟允许派遣的相关业务为主的中坚中小企业,生产量的流动性已变得非常高,并且已形成一个产业群乃至行业群的生态。考虑到这一点,仅因与大企业存在交易关系就使包括厂内承揽在内的交易协作企业无法使用派遣劳动者,是无视现实、连最后应守住的技术实力保存都自行放弃的错误之举。从派遣劳动者的立场看,在业务能力提升和稳定活儿(岗位)获取方面,这也是阻断了向更好岗位就业的机会。海外立法例中也找不到将企业规模及生产方式与派遣许可业务挂钩加以监管的先例,对雇佣形态没有监管的海外竞争国正通过柔性化应对经济波动并追求生产率提升。
缩小、限制根基产业派遣许可的修改方案,会削弱原派遣法修正案的效果,结果损害通过企业弹性人力运营实现就业创造乃至增加这一劳动改革的初衷。必须铭记,只有派遣法修正案按原案通过,才有可能在因撤回期限制法案而黯然失色的劳动改革中多少保住其初衷,并为未来一代确保岗位。
金熙成 江原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