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23 | 온종훈

[社论]反恐法只是保障国民安全的最低限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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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恐情报集中于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以制定国家层面综合反恐对策的《反恐法》,23日以国会议长职权提请表决的方式,在国会处理上有了眉目。距2001年11月美国9·11事件后首次提出该法案立法,已过去整整14年3个月。在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发射远程火箭,近来又出现网络恐袭等进一步挑衅征兆之际,我们首先对能够具备保障国民安全的最低限度装置表示欢迎。

然而,在《反恐法》的处理过程中,我国政治的痼疾也一并暴露。一直主张反恐情报集中权应归属国民安全处、始终反对政府与执政党方案的共同民主党强烈反对处理《反恐法》,称“这将重演(过去)成为政权败亡开端的安全企划部法和劳动法强行通过的一幕”。对国家情报院干预政治的担忧是现任在野党最核心的反对逻辑,但其在涉及国民生命与安全乃至国家安保的问题上仍过度坚持阵营逻辑,恐难避免这样的批评。这已经持续十多年了不是吗。

面对政府与执政党就劳动法、经济振兴法等提出的职权提请要求,议长郑义和曾以“请告诉我法律条文”为由,教科书般严格遵守要件。郑议长前一天将国家情报院院长李丙浩召至国会,听取了具体的恐袭情况与情报报告,并获得法律咨询意见,认定《反恐法》处理迟延属于职权提请要件中的“国家紧急状态”,从而得出结论。国会议长认定符合《国会法》规定的职权提请(审查期限)要件并据此提请法案,想必也是判断在野党的逻辑已难以再找到正当性。

当然,《反恐法》未能由执政党与在野党协商通过,而是以国会议长职权提请收场,令人遗憾。即便如此,在野党对保障国民安全的最低限度立法声称要“以身体阻挡”,也难以理解。在野党应牢记,不能把“为反对而反对”套用到国民安全与国家安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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