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世界经济迎来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发达国家失业者比2007年增加了1200万人,达到约4400万人。相反,物价涨幅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发达国家增长率的波动性加大。这非常令人惊讶。因为随着资本市场开放、资本自由流出流入,可以在国际上分担风险,宏观经济波动性本应减小。但金融危机后成为政策主体的各国央行紧缩财政与量化宽松(QE),对提升个人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率并无太大帮助,反而只是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美国的QE未能拉动消费和投资。因为大部分追加流动性资金以超额准备金的名义存放在央行的金库中。2006年出台的"金融监管放松法"使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向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美联储的QE由此被削弱。
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金融界被推到崩溃边缘,同年作为紧急对策制定了"紧急经济稳定法"。其中包含美联储对商业银行准备金支付利息的有效期延长3年的内容。结果流入美联储金库的超额准备金激增,2000~2008年平均为2000亿美元的美联储超额准备金,在2009~2015年飙升至1.6万亿美元。金融机构选择把钱放在美联储金库而非借给实体经济,过去5年由此无风险地获得了高达300亿美元的收益。
许多人期待的低利率效果未能出现,唯一原因在于错误的激励机制。为维持7年间接近零的低利率而实施的QE,本应促进发达国家在教育、社会领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与贷款。另外,正如联合国"2016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所显示,尽管利率超低,发达国家的民间投资并未如预期般增加。
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后企业的债券发行大幅增加。通常企业借此进行固定投资。但以超低利率轻易借入巨额资金的企业,却选择回购自家股票以推高股价,或投资金融资产。结果QE只是促进了企业杠杆率、市值和金融产品收益率。这对实体经济毫无帮助。美联储本应对超额准备金征收罚金,而不是采取削弱银行放贷意愿的扭曲激励措施。
超低利率给发达国家带来的收益非常有限,而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则造成了更大损害。
无论央行还是金融界,都没有把该做的事做好。流动性洪水没有让实体经济变得稳健,而是助推了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并造就资产泡沫。目前全球股市大幅下跌,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市值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来袭的可能性也不可忽视。
存在能够承诺可持续且广泛增长的政策。这可以从重写市场经济的规则开始。方法是保障更大的平等、以长期视角加以应对,并通过有效监管和适当的激励体系来管控金融市场。此外,还需要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技术领域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公共投资所需的巨额财源,可通过征收碳税等环境税或垄断税来筹措。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