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漠不关心中被放任的“第三国民”
被政府用语称为“脱北居民”的脱北者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界定为“第三国民”。尽管他们确实拥有韩国国籍,但可享有的权利受到限制,因此自我贬低式的称呼也不难理解。入境同时在安置教育院领到标有125、225的居民登记号码本身就带有烙印效应。表面上成为韩国国民,现实却并非如此。
脱北者认为最难定居的首要原因是经济能力。从安置教育院结业后,除400万韩元安置金外还会发放基础生活费,但仅凭这些维持生活有限。他们必须尝试用在安置教育课程中学到的技术找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主动表明自己是脱北者的人并不多。然而隐瞒身份也不容易,因为会有全程监视其定居过程的保安与刑警跟随。正因如此,脱北者常常被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单位赶走。
于是,他们从事工地杂工等简单劳务工作或餐厅服务等服务业的比重(55.7%)相当高。自然而然集中在报酬较低的职业群体中,因经济不安而产生的相对被剥夺感必然严重。世界北韩战略中心理事长安昌一表示:“在北方,除部分党官僚外大家都被归为相似阶层,为提升阶层而付出的努力较少;但在阶层谱系相对宽广的韩国,不努力就会立刻跌落底层,因此很多人会在其中感到被剥夺感。”在认知上固化的北方式社会结构,正妨碍脱北者在韩国社会定居。
更大的问题是,因经济差距带来的失败意识使脱北者的自我意识不断削弱。查看统一部2006年至2015年对脱北者死亡者的调查内容可以发现,10至40多岁人群死亡原因排名中,自杀始终位列前五。尤其是10至20多岁死亡原因中24.3%为自杀,带来更大冲击。脱北者A(35岁,女)的丈夫在2014年10月遗憾地选择了死亡。他在北方社会通过集市交易积累了相当财富,在决心脱北时曾梦想成为韩国电视剧中那样的富人。然而在北方积累的财富在韩国社会未能获得价值认可,他把数额不大的安置金挥霍在娱乐消费上,对人生感到悲观,最终选择了死亡。A表示,处于这种境况的脱北者并不只有她的丈夫。也就是说,相当多的脱北者因南北之间的经济不均衡而苦恼,感受到严重的被剥夺感。然而本应管理脱北者并帮助其定居的政府当局,却尚未拿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替代方案。
▲ 盯上脱北者的“坏影子”
2014年从脱北者手中收取超过100亿韩元投资款后潜逃的脱北者企业家、韩成贸易代表韩必洙(51岁)被警方抓获。他在警方调查中表示,自己选择了其经营的脱北者休息所作为作案地点。他利用员工向脱北者承诺高于商业银行的月息1.5%、年息18%的高额利息,劝诱投资。对于因教育机会不均等而只能在韩国社会作为底层生活的脱北者而言,这是极具吸引力的提议。然而他最终践踏了他们的希望,逃往中国享受奢华生活,最后被警方擒获。该案给脱北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他在京畿坡州地区经营贸易公司、年销售额达400亿韩元,曾作为成功的脱北者企业家积累声望,而其作案对象恰恰选择了最能理解他处境、也最容易被说服的脱北者。
据韩国刑事政策研究院对脱北者的调查结果,脱北者实际上比韩国居民暴露于犯罪的风险高出5倍以上,尤其是诈骗受害件数高出多达43倍。这是因为脱北者主要性别构成为女性(在北方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男性),且脱北者主要年龄段为难以再教育的30至49岁(47%),因此难以开展预防犯罪的教育。安理事长表示:“贴合脱北者认知水平的教育迫在眉睫”,“由先到韩国的脱北者讲授自己定居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对脱北者可能更为有效。”
▲ 排他态度也是脱北者被剥夺感的重要原因
脱北第7年的B(30岁,女)最近害怕外出。自从社区里传开她是脱北者的事实后,每次走在路上都会被人指指点点。她自己已多少习惯还好,但想到还在上小学的两个儿子也受到这样的对待,担忧便涌上心头。“我不是为了受这样的对待才越过生死线来到这里的……”她话音渐弱,采访期间泪水不断顺着脸颊流下。在韩国社会,脱北者只是被当作应受批判的潜在“间谍”。一旦北方挑衅或国际冲突频发,箭头自然指向脱北者。6日北方进行氢弹核试验时也是如此。人们听到口音后,把新闻中对北方政权的反感原原本本地发泄到脱北者身上,毫不掩饰不快。专家们一致认为,尽管韩国国民是具有相当排他性的民族,但对那些为了成为韩国国民而忍受北方森严监视、在中国遭受压迫、并必须经由第三国、历经艰难入境行程才来到韩国的人,不应是这样的对待。某脱北者团体相关人士表示:“在资金方面,政府支援做得还算到位”,“这是需要增加能够消除脱北者与韩国居民异质性的文化机会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终究是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被他们视为祖国而非他处的地方,所受压迫的强度却愈演愈烈。/记者 李钟浩 phillies@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