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满载礼物、匆匆赶回故乡的人们。担心子女返程辛苦而亲自北上首尔的父母。对某些人而言这是熟悉的风景,但对隐藏自己出身而生活的人来说,只是令人羡慕的画面。去年韩国进入脱北者3万人时代,政府在光复70年之际为他们冠以“提前到来的统一”的修饰语,赋予种种意义。然而年岁更替,脱北者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待遇与从前并无多大改变。在人人欢喜的春节假期,脱北者更感生活艰辛。他们终究是我们社会中又一个“少数群体”。Seoul Economic Daily“Some”栏目采访了一位50多岁的脱北女性,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以下是她的真实口述。
▲ 可以窥见白女士在韩国社会生活岁月的照片。▲ 为寻找“韩国梦”来到这里
我叫白春淑,今年已步入50岁。韩国国民用“新定居者”“脱北民”“脱北者”等各种说法称呼我。我已是第11年的脱北者。1996年冬天,当时社会经验仅限于去集市卖几件东西的我,被中国的人口贩子抓住,懵然被带往中国。因为怕被中国公安抓到,我住在一丝光线都透不进的房子里,只要有公安车辆经过,不安得全身毛发直立。就这样在中国度过了10年。所以我至今仍无法忘记入境韩国的那一天。搭上从泰国飞往仁川的飞机时,我梦想着“韩国梦”。不,至少我确信能过上与连饭都吃不上的朝鲜截然不同、宽裕得多的生活。虽然想起留在朝鲜的儿子眼眶立刻发红,但我忍住了。我下决心一定要到韩国成功之后把儿子接过来。
然而在机场落地、在国家情报院职员的迎接下进入“哈那院”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的梦想太过虚妄。接连不断的教育和社会适应训练让我明白,以为轻松就能过好的韩国生活只是幻想。
结束6个月训练后,韩国政府把一套小型公寓的租赁保证金作为“定居费”给了我。寒冷的冬天,当我走进政府给的房子时,在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的冷清屋里,盖着哈那院给的棉衣入睡。寒气深入体内,醒来时身体冻得动不了。真是说不出的心酸……
韩国政府能给我的仅止于此。其余的都要靠自己在韩国社会适应、自己置办。我真的是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任何活都不推辞。做过餐厅帮工、杂活等,攒钱后自己拥有了一家餐厅。虽然地方很小,但想到自己已成为韩国社会的一员,心里很自豪。
▲ 许多新定居者患上抑郁症的原因
我有一个长期的旧病,叫肌无力症,是在朝鲜时就患上的遗传病。负责手臂、腿、颈部、眼球运动的肌肉越多使用就越容易疲劳、无力,偏偏这症状在我开设餐厅后加重了。我拖着病体勉强接待客人,最终还是不得不结束餐厅。从那时起我闷在家里,度过忧郁的日子。什么都不想做,只靠吃药一天天撑着。
真正的问题不是身体的病,而是心里的病。我们脱北者无论去哪里都会受到尖锐的白眼。就像我们是间谍一样,先戴上有色眼镜来看。总是处在他人目光之下、受到并非监视的监视的脱北者,自然各自患上心病。仅我知道的服用抗抑郁药的人就超过10人。最近统一研究院的调查显示,过了10年之后对韩国社会的好感会下降,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因为没有人会对不需要自己的社会“盲目地保持高度忠诚”。
▲ 民族大节春节,心中负担加重的时刻
那时,一位常帮助我们脱北者的牧师问我有没有想做志愿服务。那是为公寓小区内独居老人提供饮食的志愿服务。因为对困难的人这样奉献,是把儿子留在朝鲜的“不称职的母亲”能对儿子稍作赎罪的唯一途径,所以我真的很努力地去做。这样开始的志愿服务到今年11月已达1000小时。节日期间我更加卖力地做志愿服务。因为有很多人处境比我更艰难,应当把温情之手伸向更多的人。当然我也很辛苦,很孤独。但要成为韩国社会一员的想法始终不变。今天我也默默记录志愿服务日志,忍着身体的疼痛,写下志愿服务计划表。在心里千百遍念着:“我们也是‘韩国国民’”…… /李钟浩记者 phillies@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