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执政党似乎要对陷入僵局的派遣法作出大幅修改。还有消息称,正在研究即便属于基础产业,若为大企业协作企业或转包企业则排除在派遣对象之外,并将日工制劳动者录用为派遣公司正式职工的方案。
执政方欲在派遣法中设置多重屏障以通过“劳动改革四法”,这一立场并非不能理解。但在放弃合同制法之后,若连派遣法也抽掉核心内容立法,则创造就业和劳动市场灵活性这一劳动改革的意义将大为褪色,令人不得不担忧。中小企业为缓解人力短缺一直呼吁派遣法,若仅因是大企业协作企业就被排除,那将是莫大的逆向歧视。基础产业与最终需求方大企业关系密切,无论是出口企业还是二、三级协作企业,同样饱受人力短缺之苦。这正是中小企业界立刻批评称,这是要把人力运营所需的关键手段全部剥离、只引入徒有其表的派遣制度的原因。
招致这种混乱的共同民主党的“大企业厌恶症”也理应受到批评。金钟仁体制登台后,“派遣法=现代汽车保护法”“企业活力提升特别法=三星集团优惠法”这类荒谬主张日益得势。野党强辩称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引入的派遣法是加剧就业不安的恶法,但这只是动辄罢工的贵族工会的说法,对因缺人而闲置工厂的中小企业、以就业岗位为生命线的中老年求职群体而言,无异于别国之事。
经济已处非常状态,劳动改革却口号响亮、寸步难行。政府毫无原则地摇摆不定,只是在虚度光阴。执政方应回归初心,细细反思劳动改革的真正意义。今天仍在街头参与经济立法签名的国民,恐怕想要呼喊:若照此下去,不如宣布放弃劳动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