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01 | 김연하

[圆桌]反复无常制度改善的双重标准——韩国上市公司协议会会长郑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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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Samsung C&T的股东蒙受了本不必承受的损失,即应对投机性对冲基金埃利奥特攻击所耗费的巨额防御成本。对于经济界主张需要经营权防御手段,政策当局一贯认为大企业内部持股较多、无需防御手段,但这是误判。笔者去年7月在与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们的联合记者会上,呼吁政策当局公正地改善我国的经营权竞争制度。虽然经郑甲润议员提案提交了相关法案,却遭冷遇,如今随着第19届国会任期届满而面临被废弃的命运。

我国与企业相关的法律或政策变化动向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过去外汇危机之后为提升企业透明度而引入的外部董事、审计委员会制度。由于国内企业的治理结构或经营透明度较低,因而引入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度。提交国会的相当多法案,主要以主要外国的立法先例作为判断制度是否需要改善的标准尺度。大多内容是强化企业相关监管,理由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制度如此,我们也应改变。市民团体也对此表示支持。

然而,当经济界为放宽企业相关监管、要求把监管改善到主要国家水平时,情况正相反。监管当局或市民团体等主张,为保护少数股东、防止大股东专横,不能放宽到发达国家水平。从2006年卡尔·伊坎攻击KT&G,到去年埃利奥特攻击三星集团,投机性对冲基金的攻击至今仍在继续。经济界很早就主张引入在主要国家已普遍化的差别表决权股票或毒丸制度,却被彻底无视。我国在选任监事或审计委员会委员时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这是世界上找不到先例的制度。一提出要修改,就有人像天灾要发生一样连连摇手。有时因为是先进制度所以必须引入,有时又因为这是我国所以不行。笔者并不愿意认为,这种对企业相关监管强化或放宽的倾向,是基于国会、政府当局、市民团体的反企业情绪。

在全球经济时代,企业相关制度或政策的先进化或许是理所当然的趋势。我国企业也应适应那样的环境,提高竞争力,走向世界,努力创造更多国富与就业。但让我国企业遭受逆向歧视是不合理的。如果监管强化的尺度是发达国家,那么放宽监管的尺度也应是同一水平。去年三星集团不得不支付的巨额经营权防御费用,本应归属于三星集团股东的财产。应当记住,在摇摆不定的制度改善尺度下,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会被削弱,不必要的监管负担会转化为投资者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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