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28 | 권홍우

[权洪宇的今日经济小史]“卡诺萨之辱”背后的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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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错了,圣父。求您宽恕我。”在刺骨的寒潮中,一位年轻人赤着脚、只穿着单薄的衣服低头请罪。那是欧洲各条河流都冻得结实、格外寒冷的冬天,然而无论怎样哀求,门都毫无动静。门在三天后才打开。年轻人在门打开之前,一直击打自己的身体、撕扯自己的头发,祈求宽恕。

给予宽恕的“父”已62岁,凄惨哀求的年轻人27岁,但两人并非父子关系。他们是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格里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教科书中耳熟能详的“卡诺莎之辱”中出现的这两个人,为何会产生冲突?

表面上的原因正如教科书所写。年轻的皇帝主张要亲自行使帝国内的圣职授任权,即任命大主教、主教和本堂神父的权力。出身平民阶层、不欠任何人恩情、也对世俗利害毫无兴趣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丝毫不让,年轻的皇帝便走了极端——单方面宣布废黜教皇。

格里高利七世则以绝罚(破门·excommunication)令予以反击。绝罚令不仅剥夺宗教上的公民权,甚至连对皇帝的反叛都可被认定为“作为神的代理人的正当行为”,在此令之下部分贵族图谋叛乱,皇帝这才慌忙前去求见教皇。

只带着妻子、三岁的儿子和少数侍从的亨利四世越过河流山川,抵达教皇所在的意大利中部卡诺莎城堡,但城门并未马上打开。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本已前往其他地区,听说亨利四世开始南下,以为对方是率军来攻打自己,便躲进了卡诺莎城堡;但此时主客关系已然明确。紧闭而不许觐见的城门,直到1077年1月28日才打开。皇帝勉强获得了罪的赦免。以上是外界所知的事件背景与经过。

经过与实情相近,但冲突的根底其实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自962年在奥托大帝治下从罗马教皇手中获得“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宏大国号以来,为维持涵盖今日德国、奥地利、中欧、法国西部、意大利中北部的广阔领土,皇帝需要钱,也就是需要领土。

保全从发动叛乱或站在对立面的权臣与贵族那里夺来的领土,其办法就是把封地授予神职人员。神职人员虽是教皇的仆从,却不会留下后嗣,亨利四世想通过封地把他们变成皇帝的封臣,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要阻止神职人员世俗化,两者的冲突势必爆发。

卡诺莎之辱被视为教权(宗教)压过世俗权力的决定性契机,但对此也不无异议。“教皇的完全胜利”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教会放大了其象征意义——当时欧洲唯一拥有“皇帝”称号的神圣罗马帝国也向教皇屈服。事实上“卡诺莎之辱”事件的结局并未以屈辱告终。

在妻儿面前尝到耻辱的亨利四世咬牙切齿,花六年时间壮大势力、压制亲教皇派贵族后进军罗马,把格里高利七世赶下了台。扶立了合自己口味的新教皇的亨利四世虽复仇成功,却未能迎来幸福的结局。包括其儿子在内的贵族接连叛乱,他在哀叹中度过了余生。

从长远来看,卡诺莎之辱事件也影响了宗教改革。自亨利四世的次子亨利五世去世的1125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改为选举制,有实力的领主和城市为获得皇帝选举权而展开壮大势力的竞争。以张贴反驳教皇的95条论纲为开端(1517年)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也是在中央集权王权削弱、而各领主力量增强的土壤中获得了推动力。

卡诺莎之辱是否真的确认了教皇权力对世俗君主的优越地位仍有争议,但相对确定的一点是:随着广阔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经济圈的分化也接连发生。以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德国与意大利中北部)分离出去,欧洲的历史与商业潮流出现了新的面貌。

首先是意大利Bando C&S的各城市纷纷打起共和国的旗号,以积极的贸易政策积累资本。众所周知,因十字军战争积累了更多财富的意大利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近代的开端。

在德国,皇帝的权力也随之削弱,以北部城市国家为中心形成了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以贸易和捕捞鲱鱼为基础构筑起经济圈。在15世纪后期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之前,把欧洲一分为二的地中海经济圈与北欧经济圈,可以说正是以卡诺莎之辱为起点而分道扬镳的。/权洪佑记者 hongw@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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