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的后遗症会带着时滞反复出现。保育政策也不例外。
近期围绕幼儿教育课程(Nuri课程)预算的矛盾,是一年前仁川幼儿园幼儿被打事件所带来的“保育冲击”的延续。两起事件表面上有着托儿所滥设问题和免费保育预算编制失序这两种不同原因。但深究下去,就会归结到一个共同分母:政策过度偏重于机构托育,而完全没有考虑幼儿福利和低生育率问题的弊害。
至今,无论是全职主妇还是双职工,把婴幼儿送到保育设施所获得的保育费支援,最多比只在家中养育的父母所获津贴高出4倍。对不上班的父母而言,自然会产生避免损失的心理。即便在家完全可以抚养,也会把0~2岁婴儿送进托儿所。我国0~2岁幼儿的保育设施利用率已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2倍。这种结构决定了随着这些孩子长大,依托保育设施的需求只会进一步增加。
如今3~5岁Nuri课程的失序早有预见。2012年大选过程中,出于选票考虑的过度承诺,甚至在执政党内部也引发担忧之声。它向年轻父母灌输了一种错误信号,仿佛“孩子到5岁由国家照看”。在帮助职业女性这一层面或许提供了心理慰藉,但对孩子的福利实际上被抛在一边,也没有任何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理念或政策工具。虽说通过支援利用保育设施来创造多生孩子的条件,但实情不同。每天被双职工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父母,在连现有孩子都无法充分照顾的憋闷状况下,怎么可能萌生生二胎、三胎的计划?从情感教育上看必须在家中得到照料的幼儿被陌生的手四处牵来牵去,而担忧不确定未来、奔向职场的双职工父母则更加依赖保育设施,这种现象只在不断加深。
整个社会只专注于机构托育,与被困在过去国家主导工业化时代的框架中并无不同。更重视家庭与父母角色、责任的保育政策,才更契合去工业化时代。对在家养育的父母支援越多,当前免费保育的副作用就越少,也可期待缓解低生育率问题的效果。
令人担忧的是,去年底政府在没有特别对策的情况下,决定自本届总选之后的今年下半年起限制全职主妇使用托儿所的时间。因孩子不得不放弃职场的非自愿全职妈妈们的怨声已经不容小觑。如此种种,保育冲击只能反复出现。/朴贤旭 舆论读者部次长 hwpark@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