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最佳市民”、“与爱因斯坦、亨利·福特并列,为美国青少年所尊敬的人物。”这是谁?这是阿尔·卡彭(Al Capone)的一个侧面。本名阿方索·加布里埃尔·卡彭,是更为人熟知的“黑夜总统阿尔·卡彭”的流氓头子。他出身于经奥匈帝国抵达美国纽约的意大利移民家庭,父亲是理发师,母亲做针线活,他在贫困中长大。童年时他颇为聪慧,但14岁时被学校开除——因为打了女老师的脸。
这个只是个头大(179厘米)的痞气少年在纽约后巷横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二十多岁的人离开,也没有大人能管束他。在夜总会打架时脸上留下伤疤,因此得到了伴随他一生的绰号“刀疤脸(Scarface)”,也是在这个时期。战争结束后开始的美国“繁荣的二十年代”和“禁酒法时代”为他带来了新的机会。走向“全国性”的第一步是被提拔。芝加哥黑帮头目约翰·托里奥把卡彭招来,让他负责酿造私酒、威胁无照酒吧老板的突击队。
当时美国经济正享受前所未有的繁荣,但自1919年起全国实施的禁酒法使欲望缺乏宣泄出口。把舞台转到芝加哥的卡彭靠私酒和走私、卖淫与赌博迅速赚钱。1924年他24岁时,老板托里奥也遭暗杀(推测为卡彭所为,但法庭上未找到证据),他成为组织的头号人物。1960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留有这样的记录:“1927年年收入1.05亿美元(按1960年当时价值为14.1亿美元),为个人最高收入者。”(靠私酒生意发财的富人名单中,还有冷战时期充当美苏信使的传奇企业家阿蒙德·哈默,以及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
他也恶名远扬。包括用汤普森冲锋枪扫射对立的爱尔兰裔黑帮7名成员的“情人节大屠杀(1929年)”在内,他杀害了300多人。作为统领1000余名枪手的流氓头目,尽管从事私酒酿造与买卖、非法赌博、卖淫、杀人,他却安然无事。原因在于收了钱或屈服于威胁的政界与警方的庇护。即便调查卡彭的检察官和挖掘其内幕的记者离奇死亡,他也毫发无损。每次被送上法庭,都以“证据不足”脱身。
在法庭上他也理直气壮。在蜂拥而来采访的记者面前他说:“无论你称之为美国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们这个世界的美国式体制给所有成员以最大的机会。用双手抓住这个机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就这样而已。”看似永恒的他的权势不久便终结。原因是逃税。以经济学教材闻名的《曼昆经济学原理》中有这样一段:“卡彭似乎没有认真听取本杰明·富兰克林‘世上唯一确定的事只有死亡和税收’的劝告。”
能以逃税罪名将他定罪的动力来自未被腐蚀的职员。美国韩国国税厅(IRS)挑选出不会被任何诱惑打动的刚直职员,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协作,于1931年将他逮捕。在联邦韩国大法院,他被起诉的23项罪名中有5项被认定有罪,被判处8万美元罚金和11年监禁。卡彭抗辩称“既然说我攒的钱是非法的,怎么还能对它征税呢”,但无济于事。
在以无法越狱而著名、常作为电影拍摄地出现的阿尔卡特拉斯岛监狱,他为求减刑而做了模范囚犯。服刑期间还收到不少粉丝来信。因模范的服刑态度获得认可,他在7年后的1939年出狱并谋求重振,但未能成功。出狱时他已是废人,1947年1月25日凄凉死去。死因是梅毒与肺炎并发脑出血。阿尔·卡彭死后,黑手党仍猖獗了一段时间,只是毒品取代了私酒。
一生犯下违法与杀人罪行的阿尔·卡彭,是否有哪怕一次反省过自己?似乎没有。戴尔·卡耐基的《人际关系论》中有卡彭生前嘟囔的一段:“我奉献了一生的黄金时期去帮助人们、努力与人和睦相处,留下的却只有全世界的指责和罪犯的烙印!”也就是说,他相信自己只是不被认可,实则是真正为社会福利着想的慈善家。
旷世罪犯阿尔·卡彭所催生的地下经济,并不只是遥远国度的往事。据推测,韩国地下经济规模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至25%。黑帮经济是个问题,但从律师、医生等专业职业以及高收入自营业者等有产者逃税泛滥这一点看,韩国的地下经济质地比美国还差。据说阿尔·卡彭被判有罪后,美国当年征收到的欠缴税款是前一年的两倍以上。我们如何呢?韩国国税厅想必有很多清廉的职员,但作为总统竞选承诺的“地下经济阳光化”究竟取得了什么效果,不得而知。
还有更不可知的事。像自认为是为社会服务的慈善家的阿尔·卡彭那样,是否有人一边危害社会一边错以为自己是“好人”;我们周围是否有把卡彭当作伟人尊敬、甚至寄去粉丝信的糊涂人。/论说委员兼高级记者 权洪祐 hongw@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