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21 | 오현환

[您怎么看]韩国国民年金投资New Stay租赁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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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政府提出的、作为稳定平民住房方案的企业型租赁住宅(New Stay)项目资金来源,争议正在升温。原因是,为在2017年之前共供应13万户公共租赁住宅,政府决定让韩国国民年金以及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교직원공제회、建设共济组合、建设劳动者共济会等5家年金基金参与其中。有观点认为,要推进大规模New Stay项目,仅靠住宅城市基金出资尚不足够,必须有国民年金等新的财务投资者(FI)出面。相反,也有声音指出,若将年金基金用于社会政策性事项,年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将显著下降,New Stay带来的实际收益可能小于预期的副作用,因此将基金用于老年收入保障之外的目的应更为慎重。现刊载双方观点。

李相荣 明知大学不动产学系教授

为“平民居住稳定”并非选项而是必需

●今年若要供应13万户,仅靠住宅基金出资不足

●租赁住宅REITs应可上市,便于资金回收

●还需转向纯月租、住宅租赁管理体系化

我国在经济增长期大规模建设住宅,自有住房率迅速升至60%左右。然而以住宅资产为基础的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崩塌。随着房价停滞,承租人回避购房、倾向于继续以全租(jeonse)方式居住的趋势增强。相反,出租人因持有住宅的收益减少,开始把全租转为月租。结果,全租市场上全租难加剧、月租市场上月租房源过剩的双重租赁市场格局正在结构化。而这种市场状况对低收入群体而言犹如灾难。因为有资金能力的阶层可以购房,或退而选择居住成本较低的全租,而没有资金能力的低收入阶层不得不选择比全租居住成本更高的月租。

当然,如果能充分供应公共租赁住宅,这一问题可以缓解。但在扩大公共租赁住宅供应的过程中财政负担增加,持续供应的难度不断加大。今后市场环境将转变为必须由民间供应优质租赁住宅。此时所谓优质租赁住宅,应是租金低廉且品质得以维持的租赁住宅,而在现有民间租赁住宅市场上,这类租赁住宅的供应并不容易。因此,企业型租赁住宅作为新的民间租赁住宅供应方式受到关注。目前企业型租赁住宅正利用租赁住宅REITs的框架进行供应。被称为New Stay的这一租赁住宅REITs,是由REITs成为所有者,并与运营它的资产管理公司和住宅租赁管理公司相结合的形态。

初期政府将New Stay供应目标定为自2015年起三年内6万至7万户,今年变更为13万户。要推进这一规模的New Stay项目,仅住宅城市基金出资就须超过4万亿至5万亿韩元。若再考虑贷款部分,仅靠住宅城市基金支持该项目并不容易。而且政府还计划通过市区商业建筑重建、土地租赁型租赁住宅或合作社型租赁住宅等方式使该项目多样化,如此一来基金的出资或贷款财源将出现不足。因此,今后除住宅城市基金之外的年金基金等新的财务投资者(FI)参与,将成为维持整体租赁住宅供应量的关键。

当然,年金基金若要作为FI参与,考虑到这类资金的保守性质,必须降低New Stay项目的风险因素,并建立稳定的资金回收机制。据此,有人提出考虑建设阶段的施工风险,让FI在住宅竣工之后出资,以及在租赁期间也可处置出资持股的方案。此外,还应制定恢复REITs投资本质属性以提高投资稳定性、并使住宅租赁管理体系化的方案。唯有如此,不仅年金基金,民间部门也会成为该市场的参与者,从而持续增长。

为此,首先应使目前为非上市形态的租赁住宅REITs能够上市,便于FI回收资金。在这样的上市市场上,婴儿潮一代也可作为小额投资者参与,将养老资金用于这一领域。

第二,我国租赁住宅难以以月租为主运营,大多为保证金非常高的带保证金月租形态。带保证金月租难以在运营期间维持适当的现金流,收益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本收益。因此,为提高租赁住宅的收益性并使其作为优质租赁住宅得到维护管理,应在中长期内将租赁合同形态从带保证金月租转变为纯月租形态。

第三,应活跃代替所有者管理租赁住宅的住宅租赁管理业。通过这一方式,向承租人提供优质租赁管理服务,并为投资者确保收益性。为此,应将住宅租赁管理业的各种监管降至最低。

尹锡明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高丽大学经济学系兼任教授

重蹈欧洲失败之路……应专注于老年收入保障

● 国民年金基金相比预计支付额远远不足

● 未缴纳者达570万人……对按时缴纳者不公平

● 年金可持续性、信任度下降等副作用大

随着国民年金基金快速增长,围绕基金运用方案的争议不少。最近还出现了将基金用于New Stay项目的主张。已超过500万亿韩元的国民年金积累金,预计到2040年代初将累积至约2500万亿韩元。主张将如此快速增长的基金用作必要项目财源,并非首次。为解决低出生率问题而兴建托儿所便是代表性例子。为解决低出生率问题的托儿所、为平民居住稳定的New Stay项目都有充分理由。在仅靠政府财政难以实施多项政策的当下现实下更是如此。尽管如此,也应注意到有多项因素要求在利用国民年金基金推进项目时保持慎重。

因此需要共同认识到,尽管国民年金基金快速增加,但相对于年金支付仍远远不足。部分人士称,积累金耗尽后转为现收现付制即可,并以采用现收现付制运营年金制度的欧洲国家为例。然而应注意到,我们应效仿的那些国家正竭力摆脱现收现付制。瑞典和挪威等福利先进国家如此,二战后一直以现收现付制运营年金制度的德国,连联邦公务员年金也改为积累制。这是为了减轻下一代负担、确保制度可持续性。发达国家年金运营案例的启示是,为实现年金财政稳定,提高保险费等措施迫在眉睫。

与这些国家不同,我国国民年金的年金盲区十分广泛,这一点也值得关注。在2150万余名加入对象中,有570万人因种种原因未缴纳保险费。完全被排除在国民年金之外的人群(主要是职业中断女性)也达450万余人。必须正视相当多国民不缴纳保险费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若仅因名称是国民年金,就把基金用作面向全体国民政策的财源,按时缴纳保险费者的不满将会加大。

今后为国民年金财政稳定而提高保险费,需要确保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信任。只有确信所缴纳的保险费仅用于国民年金自身,提高保险费才有可能。一旦打开将国民年金用于特定项目的口子,要求把基金用于其他项目的声音可能增大。认为基金被用于老年收入保障之外目的的认知越强,对国民年金的信任就越弱。此前已有损害国民年金信任的经历。1990年代通过“预收款凭证”借用国民年金便是代表性例子。以低于市场的利息使用国民年金,最终导致政府当局陷入诉讼的局面。

由于财政状况不佳,基金运用方案似乎作为苦肉之策被提出,但状况越糟,越需要确保财政运用与基金运营的透明性。若财源筹措困难,以购买国债的方式利用国民年金基金,似乎更有助于维持国民对国民年金的信任。这并非因为乐见国债增加,而是因为可以确保透明性。

当年金制度中包含老年收入保障之外的政策目标时会产生何种弊害,主要发达国家已有经验。1999年瑞典年金改革的核心,就是将混杂于年金制度中的年金政策与各类社会政策完全分离。年金制度仅用于老年收入保障目的,低收入阶层的老年贫困问题等则以税收解决,这是瑞典年金改革的核心。原因在于,将社会政策要素混合于年金制度中运营,使年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显著下降。鉴于将国民年金基金用于New Stay等社会政策所获实际收益可能小于预期副作用,对于把基金用于老年收入保障之外的目的,似应慎重再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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