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不应试图掌控太多,而应分散资源以推动破坏性创新
若要引导企业主进行进攻性投资,需对IPO企业给予差别表决权
模仿经济结构可以追赶发达国家,却无法超越
必须找到搭上智能范式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模式与路径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英雄阿喀琉斯。作为马拉松选手,他以飞快的脚步带领希腊取胜。如果他与乌龟赛跑,谁会赢?答案看似显而易见,但按照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说法,阿喀琉斯永远无法超过乌龟。缓慢的乌龟在前方100米处出发。追赶它的阿喀琉斯到达该点时,乌龟又向前走了一点。阿喀琉斯再跑到乌龟原先所在的位置时,乌龟又因努力行走而领先于他。这种追与被追的情形无限重复,这就是“芝诺悖论”。看似逻辑上的跳跃,但至少在经济发展上,芝诺悖论完全适用。因为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越接近先发者,追赶速度就越慢。去年12月21日在首尔冠岳区首尔大学研究室见到的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李根(见图,首尔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兼熊彼特学会会长)表示:“通过模仿缩小差距是后发国家的战略,但用同样的方法无法超越先发国家。这就是我国至今仍无法超越日本的原因”,“(要超越日本)必须找到不靠模仿的自身方法、模式与路径。”无法超越的日本,已在多个领域超过我国的中国。记者向以创造性破坏为旗帜的熊彼特学会会长、首尔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教授请教,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迷失方向的大韩民国“新胡桃夹子困境”的突破口。
——有人说我国经济已不再是追赶型。目前我国处于什么位置?
△我国的追赶指数相对日本已达到95%。原以为与日本的差距无法缩小到5%以内,但确实在一点点缩小。不过我国尝试新事物的经验少,没有(超越日本的)能力。也有部分超越的案例。最典型的就是超越了日本索尼。契机是数字电视的出现。索尼1988年推出基于模拟技术的高画质电视,而韩国走向了数字技术。正是走上这条新路径,韩国才超越索尼成为显示器强国。对韩国而言,数字技术就是“机会之窗”。存储半导体和手机也一样。这样的案例多了才能超越日本,但新东西出不来。
——中国的追赶很可怕。
△中国与韩国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韩国的制造业领头企业不变,中国则不断变化。手机现在是小米和华为,以前是别的企业。华为原本是做移动通信设备的公司。这类企业迅速崛起,此前的企业就落后了。领跑者不断更换,说明这是多元且富有活力的经济。所以才会出现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企业。韩国没有这样的企业。中国在未来的支柱产业新再生能源方面,也在我们踌躇之际率先实现了先进化。第二个支柱是融合技术,而我们因监管做不了。
——您提到芝诺悖论。有被逆转的可能吗?
△中国现在已不把韩国视为竞争对手。它看的是美国、日本。在既有产业上中国在追赶韩国,但在先导产业上已经超越、实现跨越。韩国的存储产业、日本的相机,大概是短期内还追不上的领域。中国的产业范围从落后产业一直到宇宙飞船。台湾完全输给了中国,韩国好歹靠少数大企业在撑着。像韩华集团这样的企业在太阳能领域大规模投资,撑住了局面。新产业必然会亏损。半导体产业也曾连续7年亏损,三星集团整体差点垮掉。但之后周期爆发就活过来了。中国过去对产业政策没有信心,现在感到只要做就能成,信心大增。
——您说韩国比台湾好是因为有大企业,但最近大企业也不敢出手。
△大企业有技术。是因为市场不确定性和监管而不顺利。最重要的是,长期投资需要所有权。但大企业的治理结构也已改变,难以再成为追赶型。外国股东超过一半,就得顾及短期业绩。三星集团现在也做不到像过去那样。相反,谷歌为什么能进攻性投资?谷歌把治理结构改成了典型的过去韩国大企业结构。它设立了名为Alphabet的控股公司,这就是具备了韩国的财阀体制。钱要投到多处,最合适的就是韩国财阀式体制。阿里巴巴、特斯拉也在设立控股公司。
——该怎么做?
△美国的创业者表决权多于持股,所以才能发射宇宙飞船、随心所欲地投资。谷歌允许赋予创始人巨大表决权的黄金股,因此少受股东掣肘,也较少暴露于敌意并购(M&A)。我们则处处受阻。至少在风险企业为上市而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时,应赋予差别表决权。这样企业主才会进攻性投资。我们的企业一直操心持股,为取得自家股份反而把钱送进股市。这就侵蚀了增长。另外我国太轻易地给外国股东表决权。加拿大按持股期限赋予表决权。这才合理。
——被监管挡住的也很多。
△政策当局者看别人眼色,等别国放开时才放松监管。应当成为“先行者”的不是企业,而是政策当局者。在韩国,企业若当先行者就会变成“首败者”。(因为监管)最先成为败者。政府成为先行者,企业也会争先恐后成为先行者。
当然也有需要监管的部分。比如环保塑料。韩国化学很强,却还在生产老式塑料。因为没有必须使用环保塑料的规定。欧洲已经强化了该规定。今后达不到标准可能就无法出口。政府本想推动,但企业说有负担就没做。这好歹还是中国没有涉足的剩余产业。韩国化学产业是陷入“先行者陷阱(认为自己的产品最好而忽视新事物的倾向)”的典型领域。
——您还看好哪些产业?
△像手机这样的短周期产业容易追赶,但被追赶也很快。三星集团正因为明白这一点,才想转向属于长周期产业的生物类似药。生物类似药对后发者而言是机会之窗。与半导体类似。医疗器械也是有前景的产业。属于长周期产业的医疗器械,随着信息技术(IT)的出现变成了中周期产业。这对三星是机会。利用IT强国的优势朝那个方向走是对的。韩国成果不断积累的零部件材料产业也有前景。
中国正在进行创造新产品的破坏性创新。这是我们薄弱的部分。核心是活用IT。过去数字范式取代了模拟范式,如今正转向智能范式。韩国必须搭上这趟车。需要更具创造性的思维。政府应大胆改革不必要的监管。
——今年韩国经济应如何走?
△需要的不是临时应变式的应对,而是长期处方。政府抓着太多东西,应该放手。研究开发(R&D)也是政府定题目、让愿意做的人举手,而美国出现创新是给钱让人做想做的事。只有分散“资源”,才能出现有创意的尝试。
/对谈=李连善 经济部副部长 bluedash@sed.co.kr /整理=金相勋记者 ksh25th@sed.co.kr 摄影=权旭记者
◇简历 △1960年生于首尔 △1983年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1989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 △1989~1992年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责任研究员 △1992年英国阿伯丁大学助教授 △1997年入选世界三大名人录“马奎斯世界名人录” △2004~2005年世界银行顾问 △2006~2008年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2010年现代中国学会会长 △2011年科学技术翰林院正式会员 △1992年~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2004年~ 社团法人经济追赶研究所所长 △2012年~ 联合国发展中国家发展规划常设咨询机构(UN-CDP)咨询委员 △2013年~ 首尔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5年~ 第3期共同增长委员会委员 △2016年~ 熊彼特学会会长
全球经济放缓下韩国相对扛住了, 但因发达国家成绩变差,追赶指数骤升是“错视效应”
金相勋记者 ksh25th@sed.co.kr
“妈妈,我考了60分,是第3名。”“第1名多少分?”“80分。”
李根教授把儿子的追赶分数算作75分(=60分/80分)。国家经济也是一样,可以与其他国家比较经济增长是否良好。李教授运营的社团法人经济追赶研究所开发并每年发布表示追赶水平与速度的追赶指数、追赶速度指数。以收入水平和经济规模指标为基础推算,我国2014年的平均追赶指数为27分,比上一年上升1分。人均国民收入为29967美元,排名第28位(64分),上升一位;经济规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5%,排名第13位(8分),总体排名与2013年相同,为第29位。追赶速度指数为84分,比上一年上升13分,排名从第41位跃升至第19位。在追赶速度指数上,我国2002年曾排名世界第11位,2008年跌至第99位。李教授解释:“后发国家的追赶速度越接近先发国家就越慢。”但自我国经济进入长期低迷隧道的2012年以后,我国的追赶速度指数每年上升约20个位次。乍看之下,似乎我国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更快了。李教授对此解释为“错视效应”。他说:“追赶指数是相对评价,衡量的是韩国相比世界其他国家做得如何”,“韩国相对扛住了。”李教授解释,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其他国家的成绩更差,才看起来像是我国的追赶速度加快了。
中国内需刚开始转动……对硬着陆的担忧是多余的 取消居住迁移限制等可提高增长率的牌还有很多
金相勋记者 ksh25th@sed.co.kr
这位曾任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和现代中国学会会长的经济学家,对两岸的评价截然相反。对于在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之前试图先占庞大中国市场的台湾,他的评价是“被中国埋没了”;而对近期中国经济放缓的忧虑,他的诊断是“中国是政府自己压低了增长率”。李教授说:“前不久去了台湾,他们列举说有鸿海(富士康,苹果iPhone组装企业)病,意思是制造企业工厂全在海外;有HTC(手机制造企业)病,意思是只做单品而无法多元化;还有台塑(石化企业)病,意思是被中国挤压的既有产业”,“(为解决这些问题)才与大陆签了FTA,但一说要扩大到服务业,就看到大学生出来示威。”他对多数人关于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担忧也有温差。李教授说:“在中国国内完全感觉不到萧条。内需现在刚开始转动”,“因为打击腐败,灰色消费等减少导致增长率下降,政府是在承受这一点。这样看,也可以说是政府人为压低了增长率。”他还强调:“这次放开了计划生育,但取消居住迁移限制等可用的牌还有很多”,“中国不会硬着陆。”尤其谈到中国年轻人的创业热潮,他说:“创业指数比美国高”,“这是因为有马云这样的榜样,我们也需要宣传成功案例来鼓舞(创业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