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05 | 유병온

[新年策划] 想想露宿街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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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着露水入睡的人。”

把“露宿人”按字面解释便是如此。乍听像诗,但无家可归、四处栖身者的生活毫无诗意。尤其当寒气刺骨的冬天来临时更是如此。今年冬天也如期而至,露宿者今天依然用整个身体忍受着死亡的恐惧。就像每年那样。

△如“死水”般日益严重的露宿者死亡=“约350人”。这是每年在街头及自立、康复、疗养设施等处死亡的露宿者人数。大致相当于每天约有一名露宿者孤独离世。

这一数字自被驱赶上街者急速增加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时期之后骤增。据人道主义实践医师协议会数据,1998年仅为5人的露宿者死亡人数,2010年为142人、2002年为273人,持续增加,2005年以后一直维持在“300人以上”。无家可归者行动常任活动家李东铉表示:“据推算,自首次突破300人的2005年以后,每年露宿者死亡人数维持在约350人的水平”,“露宿者的死亡就像有入口却没有出口的死水,随着时间推移只会越来越多。”

以意味着每10万人口死亡率的“标准化死亡比”来看,露宿者的死亡率比一般人高出2倍以上。特别是因疾病死亡可能性较低的20多岁露宿者,其死亡率经调查最高达到同龄人的11倍。这是“在街头睡觉”的环境本身对露宿者健康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证据。翰林大学医科大学教授朱荣秀分析称:“综合1999年至2009年的死亡原因来看,因受伤而死亡的案例最为常见,其次是与酒精相关的肝脏疾病。”

露宿者们倾诉:“活着没有得到尊重,死了也得不到尊重。”因为对于没有亲属或亲属放弃认领遗体的孤立死亡者,由于殡葬法(关于殡葬等的法律)规定的遗体处理规定,连一场体面的葬礼都无法办成。

包括露宿者在内,这类无人照料的孤独死亡每年多达1000人。为悼念当年死亡的露宿者而每年冬至举行的“无家可归者追悼祭”共同策划团近日通过记者会表示:“仅因为没有法律上的亲属,露宿者连哀悼同伴死亡的机会都得不到”,“亟需引入保障适当葬礼的公营殡葬制度,并使基础生活保障丧葬补助金贴近现实。”

△在边界徘徊的露宿者=据政府数据,截至去年,韩国国内露宿者人数估计约为1.2万人。其中在自立、康复设施及临时保护设施等处临时生活的约有1.1万人。

尤其是在设施内生活的露宿者逐渐减少的同时,约1000名露宿者的人数却未见减少,在街头徘徊的情况已持续多年。韩国保健福祉部诊断称:“街头露宿者经历过家庭不和及家庭解体,在正规教育过程中也被排除在外,如自动退学及被开除等,并且暴露于违法等犯罪行为的经历比例偏高”,“他们还具有对药物及酒精依赖程度高的特点。”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一统计本身被低估。政府数字中未包含辗转于汗蒸房、网吧、考试院、漫画屋等管理死角地带的人群。若把这类居住脆弱阶层全部计入,据政府推算其人数多达约22万人。

同德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教授南基哲指出:“露宿者并非人口学上固定的形态,而是动态生活状态中的一个阶段,因此难以得出准确统计”,“特别是我国把‘居民登记上的居住地’作为行政最重要的工具,而这无法准确捕捉露宿者。”

居住的不稳定带来诸多问题。死亡的恐惧、健康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已成日常。去年圣公会大学社会福利学教授郑元五以300名露宿者为对象进行个案分析的结果显示,称饱受慢性疾病折磨者的比例高达全体的36.2%,出现酒精中毒症状者也达19.3%。

暴露于犯罪也是问题。据成均馆大学社会学教授柳洪俊等人实施的2011年研究项目,回答曾有逃票、路边小便、醉酒喧闹等越轨行为的露宿者比例高达66.8%。其中曾有暴力、盗窃、敲诈钱财行为者分别达11.3%、4.4%、24.3%。

相反,露宿者成为犯罪受害者的案例也很频繁。回答目击过女性露宿者遭受性剥削及性暴力者达到全体的21.7%。露宿者相关团体指出,除了一般人施加的语言、身体暴力外,还面临人口及器官买卖威胁,近来因身份被冒用而暴露于金融犯罪的情况也急剧增加。露宿者们在犯罪的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边界上惊险走钢丝般地生活着。

△陷入“抢椅子”困境的露宿者=我国的露宿者设施目前有150处。自立设施64处最多,康复疗养设施(58)、单间房咨询所(10)、综合支援中心(10)、临时保护设施(8)等以大城市为中心设置。据了解,自立设施每处有30.5名露宿者使用,康复、疗养设施每处有144.1人使用。

连最低限度私人空间都无法保障的集体居住环境,使设施内露宿者产生“越轨”的欲望。全国露宿者设施协会政策委员长崔成男批评说:“残疾人团体为拆除大规模设施必然引发的侵犯人权的结构性壁垒,已决议取消30人以上的生活设施”,“相反,对于平均超过140人的露宿者康复及疗养设施的小规模化,却未能提出任何替代方案。”

“一坪”的单间房,是渴望拥有自己空间的露宿者在被赶上街头之前可以栖身的最后避风港。由于居住费用比其他地方便宜,许多露宿者过着单间房生活。然而大韩民国的开发热潮也涌向了单间房,露宿者就这样正在失去自己可以依靠的“最后立足之地”。

首尔东子洞、永登浦洞、南大门地区等地原有的部分单间房位置已被摩天大楼、宾馆等占据,现存的单间房也正成为租赁经营者的猎物。实际上去年10月,首尔站延世大楼附近单间房村的260名居民收到了房主的搬迁通知,在那里生活了数年的居民大部分腾出了房间。东子洞单间房居民金正浩近日在首尔中区厅举行的集会上呼吁:“我们是只要有能容下一侧肩膀的空间就再无所求、再无所要的人”,“既然是活着的性命,请让我们活下去吧。”

南基哲教授用“抢椅子”来解释可收容露宿者空间的不足。他说:“一个社会中可适当使用的住宅数量与总收容人数之间的差额,就意味着有人坐不上‘椅子’,最终成员中总有人不得不陷入露宿生活,这就是‘游戏规则’。”首尔研究院研究委员朴恩哲诊断称:“由于缺乏脱离露宿的实质性支援,出现了在各设施之间辗转生活的‘旋转门’现象。”

△“给一套房子成本更低”=朴研究委员诊断认为,我国现行的露宿者政策“是以入住设施为中心在‘管理’层面上实施的”。也就是说,比起露宿者问题的“实质性解决”,主要目标是利用大规模设施进行“集体管理”,专家们指出这正是造成“设施→单间房→考试院→街头→设施”这一长期旋转门现象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据首尔市露宿者综合支援系统数据,从2007年至去年使用露宿者设施的人中,以“结束露宿生活(脱离露宿)”为理由退出的比例仅占全体的10%。

发达国家在1990年代就早早承认了此类“设施中心”政策的局限,把政策思路转向“居住中心”。“居住中心政策”是把露宿者支援的重点放在“稳定居住”上。直白地说,就是为每位露宿者“准备一处住所”。美国的“住房优先(Housing First)”、加拿大终止无家可归联盟(Canadian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的住房支援运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市中心永久居所提供政策”、英国的“不让人连续两夜露宿(No Second Night Out)”项目等是代表性例子。

有趣的是,这些“居住中心”政策在经济成本层面同样有效。多项研究结果及实际案例证实,与量产长期街头露宿者的设施对策相比,干脆各给一套房子的政策能以更少的预算取得更大的效果。

据2014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研究结果,为露宿者提供住所每年的费用为人均1.4万美元(约1649万韩元),仅为将他们放任街头所产生的医疗及司法费用3万9458美元(约4648万韩元)的35%。在只收取最低费用为他们提供住房后,急诊室及医院使用减少近80%,节省了180万美元,他们因违法行为被司法处理的比例也骤减72%。

我国由首尔市等财政有余力的少数地方自治团体有选择地推出居住优先政策。去年3月首尔市实施的“短期月租支援(临时居住支援)”项目效果显著,项目使用者中80%结束了露宿。但专家诊断认为,在露宿者政策大多属于地方自治团体职责的现实下,饱受预算不足之苦的多数地方自治团体在政策执行上只能消极。无家可归者行动常任活动家李东铉指出:“除露宿者康复疗养设施外,所有业务均属地方自治团体职责,对地方政府的委任过度”,“居住支援事业只有在韩国国土交通部和保健福祉部等泛政府层面出台对策才有可能实现。”

“居住支援政策”还有一个压倒这类行政局限的绊脚石,即“道德风险”争议。说白了,如何在政治上说服“为什么要帮助懒惰的露宿者”这种社会指责,是更大的课题。非虚构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著作《那只狗看到了什么》中这样写道。

“社会福利须伴随一定的道德正当性。残疾功勋者给低收入单亲妈妈提供福利是正当的。但给酗酒成瘾的露宿者一套公寓,则基于另一套逻辑。那是彻底追求(经济)效率的逻辑。(中略)这个问题迫使我们做出不愉快的选择。我们要么坚守道德原则,要么采用高效的解决方案。没有兼得两者的道路。” /文·图表=记者刘炳温 rocinante@sed.co.kr,影像=记者李钟浩、实习记者郑佳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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