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流水般毫无阻滞地提出解决之道的样子,与他十年前领导韩国经济时并无不同。离开官场后积累的丰富现场经验,让他的逻辑支撑得更为顺畅。前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权五奎(64岁,见照片,现为韩国科学技术院金融专门大学院教授)精准指出了韩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去年12月21日,在韩国科学技术院首尔弘陵校区研究室见到的这位前经济副总理担忧地表示:“(我国)潜在增长率似乎已跌至2%区间。若跌到2%区间,人均国民收入要达到3万美元并不容易;若跌到1%区间,我国将沉沦为一个3万美元水平的国家。”他的担忧还进一步延伸:“(因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人均国民收入)意大利、日本朝反方向走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很有可能下行。”记者就包括低增长在内的我国经济当前课题与解决之道听取了他的看法。
针对第一个课题——摆脱低增长,这位前经济副总理给出的解法是把沉积的资本引向投资的“监管改革”。监管改革领域可归结为劳动、首都圈土地和服务业。
他以通过放宽监管使印度古吉拉特邦增长率在12年间维持在9%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作比较。他说:“提高2%区间潜在增长率的办法,就是改革核心监管,为拥有资本的大企业投资开路”,“莫迪改革方案中最大的一项是劳动,把44项法案缩减为四项,彻底提高了灵活性。我们的劳动改革与莫迪改革的水平相比还不到五分之一。”
这位前经济副总理表示:“印度为增加落后的基础设施,大幅取消监管,朝着让土地征收更顺畅的方向推进”,“我们也应思考如何减少对农地和山地的监管、提高其利用度。”对服务业,尤其是医疗领域,他评价为“被监管困住了”。他提高声音说:“我国的医院和诊所中,以营利方式运营的超过53%”,“在这种情况下还保留(阻止营利性医疗法人的)监管,说不通。”
我国从2017年起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是最集中地经历老龄化副作用的国家之一。这位前经济副总理强调,要解决人口问题,最重要的是前瞻性的移民政策。
他指出:“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移民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是日本,而日本是我们绝对不该效仿的国家。”接着他以瑞典为例介绍说:“因战争等原因,瑞典全国有40%的人口离开了国家,但通过战后重建积累的资本引入福利制度并积极推行移民政策,人口从380万人增加到1000万人。”他强调:“从第一代移民统计看,多个发达国家平均为12%”,“我国现在外国人人口为180万人,若为增加到12%(600万人)而引入420万人,实现7%的增长也是可能的。”家政服务、外语教师、农业季节性工人等也存在需求。
为提升劳动质量,他建议“需要彻底以现场为中心的教育”。这位前经济副总理以法国的精英教育制度大学校体系为例说:“法国大学校的教授中有一半是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正是在那样的教育体系中,才出现了我们熟知的阿丽亚娜卫星、空客飞机、幻影战斗机,以及以高速列车和核反应堆闻名的阿尔斯通这样的企业。”
这位前经济副总理列出的我国经济第二个课题是“负债”。他说:“额外增加家庭负债必须‘全面停止’”,“为救活住宅市场把这边打开了,再放开就困难了。应该朝着收拢的方向走。”
他特别强调:“只有守住财政健全性,才能逐一解决所有问题。”对于政府负债管理,他说:“最重要的是在福利与财政领域画出明确的蓝图”,“福利应该细致地进行收入或财产调查,让更多资源流向需要的人,普遍发放是不合适的。”
他指出,为弥补不足的税收,需要上调增值税等实施增税。他断言:“(增值税)欧洲北欧是23%,法国是19.6%,德国是17%,而我们从什么时候起就一直是10%?”“上调1%可确保5万6000亿韩元。没有别的路。”他补充说,还应提高环境税以及烟酒等罪恶税,以填补不足的财政。
“结构调整”是这位前经济副总理列出的第三个课题。他抛出了曾亲自指挥过去结构调整的专家式实务建议。他强调:“产业银行等国营企业绝对不会动。让它们动起来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把长官会议的决定以公文形式通知,使其(即便结果不佳时)也能免责。”对于当前的结构调整,他遗憾地表示:“西别馆会议究竟讨论了多少、是否把结果以公文通知,这点令人遗憾。若那样做,速度会很快。”
他对施压商业银行设立结构调整基金持否定评价。
他表示:“结构调整资金不应由银行,而应设计成由投资银行(IB)引入市场资金的结构。”他指出:“需要资本充实、结构调整经验丰富、具备国际网络的主体,但问题是国内看不到这样的主体”,“统合破产法等制度上的缺陷也要修正。”
这位前经济副总理表示“对三星集团之后的下一步有很多担忧”,并提出第四个课题“开拓新产业与新市场”。他认为我国拥有优秀人才的半导体与生物产业成功可能性最高。
他说:“国内最优秀的人才进了医科大学和药学大学,技术研发(R&D)能力是世界最高水平”,“应开拓半导体、生物产业等已在既有制造业中找到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
医疗、教育、娱乐等“高价值(high-valued)”服务产业也值得进攻。他强调:“中国天津滨海新区没有医疗、教育企业。我们应尽快引入营利法人,把世界级大型医院引进京仁自由区”,“中国的收入水平还达不到引入环球影城那样高价娱乐的程度,在这些领域我们完全可以拥有比较优势。”
对于开拓新市场,他建议积极利用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位前经济副总理说:“应进攻菲律宾等人口众多、尝到过高速增长滋味的国家”,“要与AIIB同调、同行。”
/整理=金相勋记者 ksh25th@sed.co.kr
照片=权旭记者
◇简历 △1952年 江原江陵 △1975年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1981年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硕士 △1998年 中央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4年 行政考试第15届 △1997~1999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代理理事 △1999~2000年 财政经济部经济政策局局长 △2000~2001年 青瓦台财政经济秘书官 △2001~2002年 财政经济部次官补 △2002~2003年 调达厅厅长 △2003~2004年 青瓦台政策首席 △2004~2006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使 △2006年 青瓦台经济政策首席及政策室长 △2006~2008年 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 △2008年~ 韩国科学技术院金融专门大学院客座教授 △2014年~ 瓦尔贝克KPL韩国代表理事兼会长
把报告全部烂熟于心,随机应变地做政策决定 “我要在现场看看我做的政策”,退任后变身IB人
前副总理其人
前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权五奎所走的路与历任副总理不同。他从经济副总理果断转型为教育者,又转型为投资银行(IB)人。他目前担任美国喜达屋资本的韩国子公司瓦尔贝克KPL韩国的代表理事。他谈到踏入IB的契机时说:“我很好奇我制定的政策在现场是如何实现的。”开启IB新局面的资本市场统合法,正是2007年这位前经济副总理在任时的作品。
后辈们如何评价这样的他?一位行政考试第一名出身的韩国企划财政部公务员回忆他任经济副总理时期说:“每一天都像在读伟人传”,“他把那么多报告像放进抽屉一样整整齐齐堆好,需要时一件件抽出来,随机应变地做政策决定。即便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中,周末也会去书店,把那一周出版的金融相关书籍全部读完并在脑中整理好,勤奋到这种程度。一句话说,就是‘可怕地’聪明的人。”
一位曾在他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代表部大使期间及经济副总理时期随行的、出身企划财政部的金融界高管表示:“当时OECD代表部制作欧洲发达国家的报告送回韩国,我们认真看书写好报告草案呈上去,他早就把内容烂熟于心了”,“当时卢武铉总统也称赞并喜欢我们送去的报告。”他接着这样描述这位前经济副总理的形象:“他既那样细致,但只要认为是重要问题,就会不担心言论风波,果断地去营造舆论。”
一位曾在企划预算处辅佐他任经济副总理的企划财政部高层官员评价说:“他不像官僚,思维很灵活”,“至今他仍被视为许多后辈追随和尊敬的前辈。”
“泰山不让一捧土”,批评政府人才池狭窄
“政府机构人事权应交给长官”的直言
以浦项集团、KB国民银行、KT等为例
还指出“政府碰了不该碰的地方”
前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权五奎对现政府的人事毫不吝惜直言。他引用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李斯反对驱逐非秦国出身臣子而上的奏疏《谏逐客书》,间接批评朴槿惠政府的人才池狭窄。
这位前经济副总理介绍的《谏逐客书》主要内容如下:“泰山不让细小的土,才能成就大山。大江大海因接纳细流,才能成就其深度。皇帝吃一顿饭,难道只吃秦国的食物吗?一顿饭都如此,国家运营怎么能那样做……”
这位前经济副总理还给出“政府正在碰不该碰的部分”这一评价。代表性例子是浦项集团、KB国民银行、KT。
他说:“(浦项集团、KB国民银行、KT)政府一股股票也没有,全部股份的60%由外国人持有。但利权很大,一旦掌权就总想插手。参与政府初期也有人说要换掉(CEO),我说不行。那样国家品牌会变成什么样?”“然而从李明博政府时期起,这一原则被打破了。”
他还指出,政府下属机构的人事权也应归长官而非青瓦台。这位前经济副总理表示:“不把下属机构的人事权交出去,长官就不会产生领导力”,并说明了2007年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当时的谈判过程。
他建议说:“当时牛肉、银幕配额、制药三项是美国的要求条件。谈判能够顺利收尾,是因为畜协单位组合长出身的前农林部长官朴洪秀、电影人出身的前文化观光部长官李沧东,以及前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柳时敏的领导力。必须安排总统信任(信任到连人事权都可托付)的人,才能发挥领导力。”
对谈=李妍善 经济部次长 bluedash@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