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31 | 이신우

[李信雨专栏] 企业家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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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在企业裁员重组的潮流中,一个特殊现象引发了公众的集中关注和批评。虽说哪家企业的经营状况都不轻松,但Doosan Infracore把刚入职的20多岁新员工也列入裁员对象,引来媒体和社会“是否太过分”的斥责。

当然,如果Doosan Infracore能在作为企业之前、以社会组织一员的身份更深入地思考,就更好了,但这些指责中仍遗漏了一点:企业存在的理由在于创造利润。由此才能为共同体提供更多附加价值和就业岗位。这是企业被赋予的本职角色。

使之成为可能的,是企业不断提升生产率和最大化效率。生产率可谓企业经营的阿尔法与欧米伽。即便是20多岁的社会新人,如果生产率明显达不到工资水平,也可说是实实在在损害经营的行为。企业经营者的理性判断要求排除这类损害效率的因素。

相反,现代民主政体从宏观整合层面出发,强化福利政策以包容社会落伍者,是极为理性的行为。企业经营与国家运营的领域就是如此不同。此次围绕Doosan Infracore裁员事件的社会争议,正是混淆了这一点。

企业最高经营者(CEO)与政治人物的最大差异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政治以公共性、企业经营以效率为第一价值。同一个人在一方取得巨大成功,却在另一方意外失败的情形很多,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理解两个领域所追求的价值差异。

事实上,在企业取得卓越业绩的CEO出身者转身为处理公共领域的政治人物后,最感到棘手的正是与人打交道的部分。在企业时,可以强力推动下属组织成员去实现自己的经营理念。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叫你干就得干”。

然而这在公务员社会并不太行得通。因为公务员的身份实实在在受到法律保护。虽说有人事这把刀,却难以直接导向解雇。如同阴间使者般的政敌以及大众传媒的存在,也是企业经营者未曾料到的伏兵。

尤其重要的是民心。在公共领域,必然会出现企业经营中未曾经历过的可怕对手——舆论。一味追求效率,就会面对无视公共性的批评,并立刻被打上“反民主”的烙印。如此一来,作为政治人物的生命也只能终结。

为改革效率低下的公共部门,时常有企业经营能力卓越的CEO被请来,但多数在未取得明显成果的情况下退出,原因正在于此。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启用石油公司BP前CEO布朗勋爵,请他为政府组织改革注入企业精神,但至今仍未传出取得多少成果的成功案例。

韩国政府也把公务员社会的改革交给出身三星集团的能干经营者、人事革新处处长李根勉。但与革新处处长有关、至今仍留在记忆中的,只有报纸报道称他在某次面向公务员的专题讲座后指示“把在我演讲途中趴着睡觉的女学员找出来”。

不久前,在因庇隆主义而使国家几近崩溃的阿根廷总统大选中,企业家出身的马克里当选总统,受到世界关注。据说马克里总统的内阁也完全按企业化方式组建。负责经济政策的财政部长普拉特盖伊甚至有在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大通担任高管的经历。

他们究竟能否成功推动阿根廷的改革?不幸的是,国家运营与企业经营是另一回事。因为公共部门无法仅靠生产率和效率来引领。

韩国今年和明年也有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在等待,可谓久违的政治季节。许多自认为取得了成功的CEO出身者,此刻或许因对国家前行的面貌与方向感到绝望和郁闷,而萌生进军政界的梦想。

但是,自己在企业经营效率最大化上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必然转化为政治支持。这正是企业家进军政界须谨慎的理由。

/李信雨论说室长 shinwoo@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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