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近八十年的人生中遇到过许多优秀的人物。其中,我想介绍三位令我难以忘怀的人的轶事。
第一位是南德祐博士。1968年他以交换教授身份来到笔者留学的斯坦福大学时,我第一次见到他。大多数交换教授以闲暇度日,而他却去旁听世界知名教授的课程。他遇到留学生时,常常劝他们学成后回国,为国家经济发展效力。
在他即将回国之前,笔者曾陪同他的家人进行了四天三夜的美国旅行。旅途中,他把稍好一些的床铺让给晚辈,这种真心体谅他人的人格令我敬佩。他不懈的求学热情、体谅他人之心以及真正热爱国家之心,想必正是他被选为财务部长官的原因。
第二位是笔者曾追随的总理姜英勋博士。他在担任陆军中将时不赞同5·16军事革命,还拒绝将官之间的豪华晚宴,以致被排挤,是一位十分刚直的人。他还在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美国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将总统与总理的单独会面制度化,规定首席秘书官不得在场,使会谈更为亲密、不受拘束。1989年的某一天,姜前总理劝笔者去担任建设部次官,并建议说:"公职人员重要的不是选择职位,而是在被赋予的职位上尽最大努力。"清廉、刚直以及爱国之心,想必正是他被选为总理的背景。看到最近的总理听证会,令人深感遗憾。
最后一位是30多年前在朝鲜的仰光恐怖袭击中殉职的经济首席秘书官金在益。金首席就物价稳定、对外开放、统计革新等主要政策领域,对军人出身的总统进行了事先教育。就此,金首席指示当时任统计局长的笔者,以"为制定准确政策需要构建统计信息体系"为主旨,向总统汇报一个小时。金首席对统计的重视令笔者深为感动。
我国经济在1980年初面临负增长、两位数物价上涨等经济危机。另一方面,通过开放与稳定化改善经济体质的工作也不能再延后。仅在当时,围绕开放与稳定化需要解决的课题,各部门的抵制不容小觑。金首席虽是实权在握的经济首席秘书官,却常常亲自拜访部门长官,单独会面加以说服。准备充分的金首席在谈判中自然占据有利地位。金首席以对话说服的方式,让19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得以明智地克服,其智慧令人敬佩。而最近政界的谈判中,各方不倾听对方主张、只是提高嗓门,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