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将公务员绩效年薪制适用范围由现行4级扩大至明年起涵盖5级的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方案,争议正在升温。
人事革新处近期决定,将原本仅面向4级(处长级)以上公务员及外务职、大学教员等部分职种、管理者实施的绩效年薪制,扩大至一般职5级以及警察、消防等特定职管理者。以绩效为中心的人事管理体系改革方案,核心在于明年起对全部4级和担任处长职务的5级适用绩效年薪制,2017年起对全部5级适用。赞成扩大绩效年薪制的一方主张,该制度本身已在实施,为提高公共部门竞争力与生产率,扩大范围不可避免;反对方则反驳称,按绩效拉开年薪差距的方式反而会对公务员的激励产生反作用,并导致公共部门功能弱化。以下听取双方观点。
赞成——林承彬 明知大学行政学系教授、前韩国政策科学学会会长
应通过以绩效为中心的人事管理提高行政效率
● 朝鲜时代品阶等官僚社会的悠久传统
● 绩效难以衡量的文化艺术界也已引入
● 通过完善评价指标与方式确保公正性
我们的日常生活依照社会各类法规与规范运行,公务员世界尤其如此。对此类制度的讨论,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已展开得极为多样。
有人认为,制度是在一代传给下一代、并在社会中广泛共享的态度、价值与知识体系,因而将文化与制度视为等值。无论将文化与制度视为相同还是不同,都难以否认二者的相关性。然而,与制度形成相关的概念也具有多义性,以至于需要区分:制度是自身以全新且完整的形态诞生,还是由既有制度的变化形成新制度。也就是说,除了因某种强力外部冲击而发生的制度变化之外,内生性变化的制度并无新意,而是以往类似制度的变形或渐进变化的产物。
即近来引发争议的公务员绩效年薪制扩大并非新事物。当务之急是让我国公职社会理解绩效年薪制的本质要素,并形成即便引入也不会造成大问题的文化。换言之,绩效年薪制并非突然诞生,即便在身份制社会的朝鲜时代,通过科举录用官僚之后,也是以类似当今阶级制的品阶制为基础运行绩效制度的。
如此这般,对绩效进行评价并反映到晋升与薪酬中的制度,在拥有悠久官僚制传统的国家也常可见到。在我国,民间部门已有许多公司实行绩效年薪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仅准政府机关等公共机构,连绩效难以衡量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在引入。
那么随之产生疑问:目前绩效年薪制在正常运行与扩大方面是否毫无问题?问题出在制度运行上。即便是公共领域,道路、铁路、能源、旅游等领域会产生具体的绩效数值,个人贡献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但也有一些领域需要持续判断、需要组织内部团队协作,个人绩效难以显现。
笔者基本赞同通过强化以绩效为中心的人事管理来提高行政效率的公务员绩效年薪制扩大。只是若无充分的配套完善,令人担忧公务员会只顾自身绩效,与同事间的集体意识被削弱,或表现出对棘手业务屡屡推脱的倾向。过去也正因这些原因,虽反映绩效,却未与作为薪酬的年薪制度挂钩运行。例如,像美国那样以职位为中心、按职位大致确定薪酬水平的职位分类制国家,与我国这种阶级上升薪酬也随之上升的制度国家,即使共同使用"绩效年薪制"这一术语,运行方法也必须有所不同。
今后的课题,与其说是讨论人事革新处的绩效年薪制扩大,不如说是确定在哪些领域、构建怎样的评价指标、由谁来评价等公正性保障问题,以及如何运行该制度。令人担忧的是,决定绩效年薪的指标中可能混入成员难以认同的指标,评价者的随意性过高反而可能助长公务员的消极不作为。例如,若评价指标中包含"对组织的贡献度",则可能出现将贡献度视为对上级的忠诚度,或视为对整个组织的忠诚度等多种视角,因此须对此保持警惕。
若仅由一位直属上级进行评价,问题会更为严重。因此,有必要通过被评价者参与等方式,完善现行人事考核制度中工作评定体系的评价者与评价指标的公正性。
在我国大学中,也并非所有大学都采用绩效年薪制,私立大学则依成员判断由各校自主决定并运行。因此,人事革新处应满足于向各部门赋予绩效年薪制运行的自主权限,帮助其形成自行落实制度的文化这一角色。
反对——崔相汉 庆尚大学行政学系教授
造就的不是"国民的服务者"而是绩效追随者
● 新自由主义思路,反而弱化公共职能
● 经合组织多数国家止于发放激励奖金
● 将低评价者削减部分再分配的方式效果未获证实
近期,人事革新处发布了《以职务与绩效为中心的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方案》,内容是将现行适用于4级以上公务员的绩效年薪制,到2017年全面扩大至5级公务员。改革方案的要点是,对绩效优秀的公务员给予大力奖励,对绩效不足的公务员薪酬则予以冻结。据此,获得最低等级的公务员薪酬将不会上涨。
一言以蔽之,其逻辑是把绩效工资当作鞭子与胡萝卜使用,提高中层管理者以上公务员的绩效,从而提升政府的生产力。这可以说是以自由竞争主义为基础、追求绩效的新自由主义错视现象。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传道者。美国与英国以绩效为主的强力政策缩减福利预算、削减公务员、将政府大量部分民营化,结果反而造成公共部门职能被弱化。
也有部分观点将9·11恐怖袭击视为里根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悲剧。当时美国大部分机场的安检人员并非公务员,而是改用民营化企业的员工。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携带手枪、出示假身份证通过安检的模拟测试中,安检人员让超过70%的假FBI人员顺利通过。以节省预算为名,把机场安全交给了低薪且专业性不足的人。这是一种以绩效与能力为中心的思路:安检是不需要绩效的简单劳动,因此雇用学历较低的人、支付低薪也无妨。
以9·11恐怖袭击为教训,美国政府将5万余名安检人员全部替换为公务员,并在国土安全局下新设了交通安全部门。这是美国政府在公共部门放弃以绩效为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大转变。当然,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在增加绩效工资,并以激发公务员动力为目的对高级公务员实施绩效工资制度。绩效薪酬制度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共管理改革方案的长期关注事项浮现,OECD成员国中已有三分之二以上实施该制度。
然而,OECD多数成员国的绩效工资制度,正如其名,是为激励而向绩效突出的公务员或以团队为单位的部门以奖金形式发放激励性绩效工资,并非像人事革新处那样把绩效工资累积到次年年薪、进而拉开年薪差距的方式。人事革新处欲扩大适用至5级公务员的绩效工资制度,指的是绩效年薪制。绩效年薪制采取的方式是,让业务绩效相互竞争并划分为4个等级,把本应归属后50%绩效公务员的绩效工资给予前50%的公务员,以此扩大绩效工资差距,并将该差距反映到次年年薪中。如此一来,便成了抽下面的石头垒到上面去的薪酬制度。
绩效年薪制引入时间不长,相关研究结果罕见。就竞争不如绩效年薪制激烈的绩效工资制度而言,民间部门有研究结果显示其对激励有效。与此不同,公共部门的绩效工资制度不影响激励的结果则被持续报告。公共部门与民间部门绩效工资制度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与民间部门从业者不同,公务员对公共服务与职业稳定性赋予相对更高的价值,而对金钱补偿赋予相对较低的价值。
大韩民国宪法第7条规定:"公务员是对全体国民的服务者,并对国民负责。"若强行对公务员施加以绩效与生产力提升为主的薪酬体系,公务员可能沦为并非全体国民的服务者而是竞争者,不对国民负责而只对绩效负责。美国政府的教训是,不应再踏入因9·11恐怖袭击而被摧毁的、曾作为绩效与竞争象征的美国纽约双子大楼的阴影,而似乎唯有韩国政府对这一教训并不乐意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