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到2060年,我国国家债务占国内总生产(GDP)的比重可能从目前的40%上升至60%。从数值上看,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似无大碍,但这意味着债务比率比现在增加50%,45年后的后代将比我们多负担50%的国家债务利息。
在瞬息万变、连一步之外都难以预见的全球社会中,这类超长期财政展望偏离的可能性很高,或许意义不大。然而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老龄化带来的强制性福利支出,因此在债务规模方面预测出错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此外,本应计入政府负债的公共部门负债在我国持续增加。因不景气而增加的家庭和企业负债,一旦经济危机来临,也很可能因“破产”而转为国家负债。而且并不能预计到2060年国家负债会减少。
伴随世界经济增长率,我国经济增长率也处于长期下行趋势。老龄化持续、劳动市场僵化,经济实际上处于长期停滞状态。
首先,需要对被指为债务增加主因的养老金进行改革。发放给70%老年人的基础年金,将成为使2060年国家债务上升高达37%的累积因素。现行韩国国民年金的收益比为1.8,减去1后的0.8实际上须由政府承担,只要国民拒绝承担额外保险费,就很可能形成负债。因此应强化基础年金与国民年金的衔接,并通过提高国民年金保险费或下调给付,把收益比调整到财政可承受的水平。同时,为弥补不足以保障晚年稳定的国民年金,应激活私人年金。
第二,应强化国民健康保险和老年长期疗养保险的财政健全性。随着老龄化使老年人数增加,老年医疗费和疗养费增加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寿命超出预期,承担保险费和医疗费的能力却逐渐下降。健康保险和老年长期疗养保险支出与日后可连本带利领取的储蓄型年金不同,无论是否使用给付服务都要支出,属于纯粹费用。为此,须在制度中内化各种激励,使个人能够自主维护健康。
第三,国家债务比率上升首要源于强制性福利费支出,但低增长率的因素也很大。因此政府支出应优先考虑增长,并通过提高收入确保税收。若能维持较高成长性,税收会增加、财政赤字会减少,债务比率就不会上升。为部分实现这一目标,应尽早落实正在推进的劳动改革,谋求全体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作为我们竞争对手的发达国家人口结构已趋于老龄化,预计其国家债务比率今后将相当稳定。而且它们反而通过福利改革在削减强制性支出。在它们追求增长型国家财政之际,我们却在毫无对策地扩大因老龄化而产生的国家债务,浪费财政,并把利息炸弹推给后代。即便从现在开始,也须通过福利改革稳定国家债务比率、把财政集中于增长,才有可能至少到2060年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福利制度。
金元植 建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