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06 | 황정원

[白象论坛]劳动改革争议法案需贴近市场现实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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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已就劳动改革五大法案在定期国会之后的临时国会上协商处理达成共识,但要通过朝野协商最终将法案提交并表决,预计仍将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艰难之路。特别是在核心争议法案《期限制劳动者法》和《派遣劳动者法》上,朝野立场差距悬殊,令人担忧即便临时国会召开,是否真能完成意见协调与达成共识。

就《派遣劳动者法》而言,政府与执政党的立场是扩大派遣劳动的适用对象与范围,以缓解铸造等基础产业等就业回避行业的人力短缺,并有助于将劳务派工等处于制度之外的所谓非正式劳动正式化。在野党则主张,若允许向模具、铸造、焊接等基础产业派遣,派遣劳动可能扩大至现行法律禁止的整个制造业。

就《期限制法》而言,政府与执政党的立场是,对35岁以上有意愿的劳动者,可将目前最多两年的期限制合同期再延长两年。相反,在野党主张这将成为进一步提高本已偏高的非正规职比重的非正规职量产政策。

哪一方是对的呢?或者说,哪一方的假设更接近我国劳动市场的现实?如果说期限制雇佣合同在法律上获得许可,从企业角度看已意味着获得了人力运用的弹性机制,那么对延长许可期限的正当性判断,就应首先立足于《期限制法》的立法目的,即忠实于消除对期限制劳动者的歧视与防止滥用的现实判断。

与此直接相关的劳动市场统计,是企业现场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的转换率与离职率。虽然这需要更严密的调查与统计,但值得注意的是,《期限制法》实施后,年均正规职转换率在新入职者较多的青年层约为20%左右。特别是35~54岁年龄层的正规职转换率仅为10%水平,这一点极具启示意义。也就是说,未能转为正规职的其余非正规职大多不得不转往另一份非正规职岗位。

这样的统计说明了什么?是应指责部分用人方回避积极转正的不道德性?还是如政府与经营界所指出的,正规职的保护壁垒过高,使停留在外围的非正规职难以进入?抑或双方都有责任?

这一议题同样应通过行为论的方法尽可能找出接近事实的答案,而不是以党派策略或意识形态相互争论的事项。对常时、持续性业务的转正,是用人方的社会责任与政策当局的意志问题;正规职的高墙则是劳动界须以让步与妥协化解的社会整合问题。与其因非正规职问题让劳资或朝野相互指责,更应先在社会层面承认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综合来看,朝野可以妥协的一个方案如下:以政府与执政党鼓励用人方在常时、持续性业务上录用正规职并强化积极转正政策为条件,在野党同意就仅限有意愿者将期限制合同期延长为2年+2年的方案进行限时运行的社会实验。经过这样的限时运行期,以企业人力录用形态、非正规职离职率及正规职转换率等的变化为基础,最终确定法案修订方向,就能找到劳资、朝野都认同的合理方案,也能进一步减少非正规职问题带来的社会冲突成本。

期待朝野双方不以各党的战略立场为先,而朝着实现此次社会大妥协的最终目标与价值——扩大低增长时代的就业机会、化解青年就业问题——的方向,及时完成立法。

方河男 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前韩国雇佣劳动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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