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是否将现行《老人福利法》规定的老年人年龄标准由65周岁上调至70周岁,赞成与反对的争论日趋激烈。大韩老人会今年5月决议主张将老年人标准上调至70岁后,争论随之展开,政府也通过总统直属机构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委员会等,就重新界定老年年龄的必要性展开公共讨论。近来大韩老人会又在例行理事会上通过了“上调老年年龄”议案,争议再度升温。赞成一方认为,应顺应社会上不再把65岁左右视为老年人的观念变化,将基础年金、医疗费补助等待遇对象降至最低,以削减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福利支出;反对一方则反驳称,在老年贫困率高达50%的情况下上调年龄,将使需要赡养老人的青壮年负担进一步加重。现刊载双方观点。
赞成——尹石明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高丽大学经济学系兼任教授
老龄化速度居首……为国家存续在所难免
● 百岁时代社会赡养期急剧延长
● 按福利制度区别适用以将副作用降至最低
● 须同步整顿高龄岗位与工资体系
政府表示将作为应对低出生率与老龄化的举措之一推进上调老年年龄标准的方案后,争议随之而起。原因在于,尽管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迅速推进,调整老年年龄标准确有必要,但认为时机尚早的声音也不少。基础年金虽然在诸多争论之后得以引入,但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使用的相对贫困率(中位收入的50%以下)标准衡量,韩国的老年贫困率在成员国中最高。在这种情况下若上调老年年龄标准,本已严重的老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反对声音因此相当强烈。
这类主张不无道理,但人口老龄化推进得实在太快,恐怕必须寻找解决问题的头绪。近来常被引用的“百岁人类”一词,意在表明继现代人类祖先智人之后出现了新的人类。由于出现了可长寿至100岁的新人类,需要探索新层面的应对方案。我们所熟悉的人生周期是约80年:30年准备经济活动、30年从事经济活动、20年退休生活。虽然已从70年左右延后了10年,但即便如此似乎仍落后于形势变化。若仅从事约30年经济活动,却要被社会赡养60至70年,这样的社会如何维持?
在国际比较指标上偏爱OECD平均值的我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老龄化速度。在OECD成员国中老龄化速度最快的韩国若以平均值概念来应对,可能引发的混乱将超乎想象。必须注意到,在我国平均寿命延长约30年的同时,瑞典和新西兰的平均寿命仅延长了约5年。不只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迅速增加。预计未来30多年,80岁以上人口的增长也将是最快的。这正是判断若不迅速应对、国家存续可能受到威胁的背景。
既然形势如此,调整老年年龄标准看来不可避免。当下应汇集智慧,制定弹性运行方案以避免引发大的混乱。担忧上调老年标准的理由在于,在福利待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若提高标准年龄,将无法继续享受现有福利服务,老年问题会更加恶化。这一问题若仔细审视,似也可以解决。将标准年龄上调至70岁,但按福利制度、按老年年龄段区别适用,应不会有太大问题。即把一律适用70岁的对象限定为处境将比现在改善的、新进入65岁的人群,而对现行以65岁为准一律适用的各类福利制度,按制度、按年龄区别适用。就地铁免费乘坐和公共设施免费使用而言,我想建议:70岁以上维持现行做法,65岁至70岁的年龄层则结合收入、财产及各类福利待遇享受程度区别适用。考虑到新进入65岁的年龄层并非现行标准下的既得利益者,也值得考虑从一开始便适用70岁,但为缓解冲击而逐步推行。
比我们更早引入福利制度的发达国家,方向也大体相同。被称为福利国家代名词的瑞典,同样把适应环境变化设为首要目标,鼓励高龄就业。以国内生产总值(GDP)100%以上规模持有主权财富基金的挪威,也为将老龄化冲击降至最低,把年金领取起始年龄最高延长至75岁。OECD的政策建议方向也是“活得更久,就应能工作更久”。对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我们而言,似乎别无选择。认清事态严重性的大韩老人会也提议将标准年龄上调至70岁。问题不在于我们是OECD成员国中工作时间最长的现实,而在于中老年岗位质量极差的现实。按年功排序的工资体系固然是问题,但离开主要职场后辗转于短期合同岗位、获得低报酬的现实问题更多。考虑到我国是OECD成员国中工作时间最长的现实,只有在一定年龄之后缩短工作时间、推动渐进式退休,并借此让劳动市场条件转变为可与年轻人共享岗位,上调老年标准的方案才可能获得支持。
反对——金南姬 参与连带福利税制组组长、律师
导致福利缩减,只会加深老年贫困
● 韩国老年贫困率49%,为OECD最高水平
● 延后年金发放将加重个人与家庭负担
● 赡养责任将加剧两极分化与低出生率
韩国保健福祉部为节省福利支出、应对老龄社会,正推进重新审视“高龄”标准并上调老年年龄标准的方案,由此引发社会争议。若上调老年年龄标准,老年福利的适用年龄也随之提高,因此上调老年年龄就直接意味着老年福利缩减。因此,在我国老年贫困严重的现实下,无法赞同上调老年年龄标准和缩减老年福利。在老年贫困率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高水平的国家缩减老年福利,晚年贫困的责任将全部转由个人和家庭承担,我国本已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晚年贫困问题将更加恶化。
我国老年人的现实至今仍十分悲惨。我国老年贫困率为49%,远高于OECD平均的13%;65岁以上老年人自杀率为每10万人64人,接近OECD平均11人的6倍。尽管形势如此严峻,老年福利水平却极低。发放给收入后70%老年人的基础年金仅20万韩元左右,连维持最低生活都不够,65岁以上老年人中韩国国民年金领取者仅占34.8%。若把本已不足的福利进一步缩减,老年人的现实将更加黯淡。
此外,我国平均退休年龄约为53岁,退休年龄与年金领取年龄之间差距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若上调作为年金领取依据的老年年龄标准,必将给本已艰难的中老年群体带来更大负担。
也有主张认为,上调老年年龄可让人们更具活力地迎接晚年。但我国老年一代的经济活动参与程度至今反而过高。据国民年金研究院近期发布的报告,我国晚年收入中劳动与经营收入比重高达50%,年金等公共转移收入不足30%,而零用钱之类的私人转移收入比例竟达19.8%。相比之下,主要发达国家老年人收入中公共转移收入比例超过70%,荷兰约为90%。也就是说,多数发达国家由国家以年金承担老年人的晚年,而我国年金水平过低,老年人只能通过工作或由家人赡养,晚年赡养责任被压在个人和家庭身上。在此情况下若上调老年年龄、提高年金领取年龄,损害将完全落在老年人或赡养老人的子女一代身上。
而且我国的老年福利如今并非过多,反而处于不足水平。据OECD对包括韩国在内28个国家公共年金支出额的推算资料,2010年韩国公共年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9%,约为OECD平均9.3%的十分之一。此外,即便到韩国老年人口比例达到38%的2050年,公共年金支出额也仅占GDP的7.7%,远低于老年人口比重低于韩国的OECD国家平均以GDP的11.7%用于公共年金的水平。也就是说,即便在老龄化严重的2050年,我国年金水平仍不高,因此不应担心福利过多导致的国家财政问题,反而需要思考如何积极增加薄弱的福利。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老年福利缩减可能进一步加深我国的两极分化和低出生率现象。在福利薄弱、家庭晚年赡养负担沉重的我国,若缩减老年福利,父母的晚年赡养可能成为中产以下家庭的巨大负担,并使两极分化恶化。
更何况近来甚至出现年轻人因赡养未做好晚年准备的父母的负担而放弃结婚或生育的现象,令人担忧本已为全球最低的生育率进一步恶化。韩国的老年人,以及赡养老年人的青壮年,如今已足够痛苦。推进上调老年年龄标准,其结果只会滋生使我国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低出生率现象进一步加深的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