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五六年,中国领导层一直在追求经济再平衡。基于投资和出口的多年增长模式正被以服务和消费为中心的模式所取代。这对中国而言是必需的政策转型,但遗憾的是,前路依然漫长。
在资本市场不成熟、福利水平偏低的中国经济结构下,高水平的预防性储蓄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
实际上,阻碍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老龄劳动者为养老而进行的储蓄。过去存在子女应赡养父母的儒家传统,但由于过去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无法期待子女赡养。中国也没有可替代的养老金体系。目前居住在中国城市的退休者生活资金的一半来自家庭赡养,但中年劳动者自己已意识到无法期待这种良俗。甚至临近退休的壮年群体也在增加储蓄。
中国家庭不增加消费的另一个原因是家庭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正在下降。家庭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从1990年的70%下降到2010年的60%。
问题是双重的。第一,中国的增长模式被扭曲了。中国一直依赖抑制工资来增加就业、支持生产和出口。第二,当局的金融管制以接近零的收益率抑制了家庭储蓄。廉价资本和低劳动成本对生产增长有正面效果,但同时也扼住了家庭消费的喉咙。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解决的主要失衡不在消费与投资之间,而在家庭与企业及政府之间。
中国政府为提高通胀预期,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这一常见的消费促进组合。但这种做法在中国格外不奏效。在货币扩张形成资产泡沫的同时,消费者物价和生产者物价却涨不上去。中国政府的消费刺激政策最终失败了。
不过,与务实且对消费谨慎的中国中年劳动者不同,年轻一代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他们优先追求生活品质。结果,他们将比父辈增加对服务和非耐用品的消费。当他们成长为中年、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时,中国的消费模式将彻底改变。届时,中国将以全球买方而非卖方的身份行事。
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仍有很长的路。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应追求其他刺激消费的政策。该政策应从放宽家庭贷款限制开始。最近几年,中国家庭负债达到GDP的12%,远低于美国的95%。房地产抵押贷款为GDP的16%,美国为120%。中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仅5%持有房地产抵押贷款,仅8.2%拥有信用卡。美国这两个数字分别高达33.4%和61%。
中国家庭拥有相当充裕的贷款空间。中国政府应通过放松对家庭信用的管控,为本国年轻人开辟像美国年轻人那样为教育和耐用品消费融资的通道。在实现经济再平衡之前,中国政府必须保持耐心。应在承认现有一代的储蓄执念使消费无法增长的同时,逐步推进增加消费的政策。真正的前进要等到下一代成长之后才有可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