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首尔的曹溪寺突然宣布“封闭山门”。此前,警方针对涉嫌操纵非法暴力示威的通缉犯藏身之处曹溪寺周边加强了检查搜查,并拦下曹溪宗总务院长的车辆,搜查车内和后备箱,封闭山门的宣布正是紧随其后。可以说这是“警察竟敢……”的愤怒表示。
封闭山门意味着关上寺门,断绝与世俗和大众的沟通。阻止与信众的接触,归根结底是表明立场:自己人之间自给自足地修道成佛,而众生处境如何则与己无关。
然而封闭山门在大乘佛教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自我矛盾。如果说菩萨行一词是指圆满自利与利他之德、实现终极觉悟的境界,那么菩萨救度众生本身就是成佛的前提条件。曹溪寺封闭山门的威胁没撑几天便不了了之,是理所当然的结局。
这样的曹溪宗这次面对类似事件,没有搬出封闭山门,而是把“和诤委员会”推到了前台。19日主导大规模非法暴力示威后逃进曹溪寺的韩相均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委员长请求调解,曹溪宗接受了这一请求,表示“将与当事方、政府等一同寻求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明智之路”。
韩某是一名煽动过激示威的罪犯,他曾称“要清楚地显示出,只要劳动者和民众愤怒,随时可以让首尔、不,让整个国家瘫痪”。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和诤的逻辑变成了在违法与守法之间做暗中交易的工具,真想问问已故的元晓大师。
高丽武人政权时期,韩国佛教史上出现了划时代的“信仰结社”运动。后来成为普照国师的知讷在1182年25岁时批判僧侣的腐败堕落,提出摆脱世俗名利、致力修行。这就是定慧结社的开端。知讷在全南顺天的曹溪山重修修禅社,并以此为结社的本部。这就是今天的曹溪宗。现在的松广寺便是继承修禅社传统之地。
而关注这一结社的,是当时领导武人政权的崔瑀(崔怡)。他当时正面临来自佛教最大宗派华严宗的严重政治挑战。因为当时的首都开京城郊建有众多寺刹,而它们大多打着华严宗的旗号。对崔瑀政权而言,没有一天可以安枕。
崔瑀自然关注新兴宗派曹溪宗的成长势头,为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而不惜给予物质支持。
后来定慧结社第二代社主慧谌写给崔瑀的信,清楚地表明政治与宗教勾连到何种程度。“政治日益公平,凡事皆舍外表之浮华而取其实。乃至乡野无知村夫与孩童,无不称赞之……”
曹溪宗与首尔市长朴元淳签订开发曹溪寺周边的“历史文化旅游地项目”协议,首尔市宣布将支援约3500亿韩元资金,那是两年前的9月。目睹这样的佛教现状,同一时期出版《直指心经》解说书《直指,指引道路》的首尔大学名誉教授李时雨接受《京乡新闻》采访(2013年9月13日)的内容令人难忘。
“韩国佛教仍是只关心建造大规模寺刹和宏大佛像的旧式佛教。没有能够激发知性探究心与好奇心的东西。再这样下去,佛教可能会依照缘起法自然淘汰。”
和诤委员会把韩某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委员长接纳进曹溪寺怀中并表明调解立场时,令笔者吃惊的是这样一段:“众生病则佛亦病。佛陀说过,拥抱受苦的众生就是佛存在的理由。”那么,曹溪寺何时曾通过和诤委员会,为被暴力示威队伍殴打受伤的义务警察说过一句心痛的话?
每逢示威现场就跟随其后、含泪呼吁不要打年轻义务警察的义警母亲们的身影,和诤委员会似乎根本看不见。众生病则佛亦病。
/李信雨论说室长 shinwoo@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