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律师协会宣布将实施检察官评价制度。其核心是,由嫌疑人的律师对检察官从调查阶段到起诉、公审的业务执行过程进行评价,并在检察机关内外公布优秀检察官姓名及低分检察官的案例等结果。评价项目涵盖伦理性、人权意识、政治中立性、履职迅速性,甚至包括说服力和灵活性。
对此,一方反应称"大为欢迎",认为"这样可以阻止把案件积压数年、连查阅记录都不允许的侦查做法"。支持引入评价制度者主张,这能减少被严密隐藏的检察侦查惯例,以及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强压侦查、侵犯人权的可能性。但也有不少声音认为,评价过程中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无法得到保障。有人指出,由嫌疑人所聘律师评价侦办该案件的检察官,这一前提本身就失去了公正性。这种评价本身可能成为对检察机关的另一种不公正外部压力。检察官评价制度该如何看待?Seoul Economic Daily刊载了看待该制度引入的两种视角。
赞成方——姜信业 韩国律师协会公报理事、律师
对防止检方强压侦查、越权行为大有帮助
● 6年间79名检方侦查对象自杀
● 确立以证据而非口供为主的起诉体系
● 承办律师最了解检察官素质
先说结论,检察官评价制度将使我国检察机关重生为"国民的检察机关"。不失对人的礼仪的人道主义检察官、遵守法律与程序同时又如刀锋般锐利地深挖案件、务必查明实体真相的能干检察官将被评选为"优秀检察官",赢得法律界的信赖和国民的喜爱。相反,揣度政权或上级意图而违反政治中立义务、或被私利蒙蔽而抛弃检察机关生命线——公正性的检察官,以及把国民临时委任的权限当作自己原本就拥有的天赋权限而趾高气扬、傲慢自大的检察官,将受到国民谴责,最终被淘汰。
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必须时刻铭记的戒律是:即便放过10名罪犯,也绝不能制造1名蒙冤的受害者。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极为严肃地行使权力。检察机关应摒弃以口供为主的侦查,依据证据进行侦查,在有心证而无物证的情况下果断作出不起诉决定。被偏见思维或错误的正义观所困而逞意气的侦查,最终会导致侵犯人权的侦查、不公正的侦查、任意起诉等,不仅使检察官个人、也使整个检察机关组织蒙羞。
如果检察官以查明实体真相、为受害者着想为名义,压制或许正处于一生中最脆弱境地的嫌疑人,从而制造另一名受害者,尤其是公权力造成的受害者,那就不仅是单纯的侵犯人权,而是最卑劣形式的人权蹂躏。据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所属的新世界党议员卢哲来近期从首尔高等检察厅获得的资料,从去年到今年6月,在接受检方调查过程中嫌疑人或参考人自杀的案件全国达36人,自2010年起6年间全国各检察厅有79名侦查对象自行结束生命。这是需要检察机关痛切反省之处。
事实上,对检方强压侦查的质疑一直不断被提出。以劝诱和威胁获取口供、揭露与案件无关的个人弱点、突然转向他案侦查等无视嫌疑人人格、侵犯法律保障的嫌疑人防御权的行为,尤其是以巧妙手段妨碍宪法保障的嫌疑人获得律师协助权利的行为——确实存在这样目无他人、任意行使检察权的检察官,而由于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和起诉独占权,上述错误的检察权行使也确实未能得到有效制约。
此次韩国律师协会突然引入的检察官评价制度,将对事先防止侦查过程中检察官的强压行为或越权行为大有帮助。因为在侦查或起诉受到评价的情况下,检察官很难做出违法或不当的行为。此外,检察官评价制度是由承办该案件的律师根据在侦查和审判过程中亲眼所见的经验,对该检察官的人权意识、是否遵守正当程序、业务处理能力、作为检察官的素质等进行评价,因此有望确保此前被认为在司法领域中最为封闭的检察侦查与起诉过程的透明性。
有人提出疑问:"与检察官处于对立利害关系的律师,真能公正地评价检察官吗?"然而,参与检察官评价制度的律师都是直接参与侦查及公审过程的律师。直接承办案件的律师处于最能了解该检察官人权意识、业务处理能力、是否遵守程序、作为检察官的素质等的位置。此外,从此次公布的检察官评价标准等资料可以看出,律师协会此前已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一线律师和国民给出友好意见,也将有助于检察官评价制度尽早落地。
检察官评价制度与保护嫌疑人人权及律师辩论权等宪法原则直接相关,是不能再拖延的时代要求。天底下没有什么比人本身更宝贵。检察机关应追求真实与正义,但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理由都不得侵犯嫌疑人或参考人的人权。这就是检察官评价制度存在的理由,也是检察官评价制度必须成功的理由。
反对方——李灿熙 律师事务所正律律师、前韩国律师协会秘书长
公正性无法保障,只会损害检察独立性
● 对立当事方来评价,无法排除主观介入
● 参与率低时评价可信度下降
● 利用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会的替代方案更合适
随着韩国律师协会宣布将实施检察官评价制度,围绕此事的争论十分激烈。律师协会的立场是,为制约检察权力独断专行、防止侵犯人权,有必要引入该制度。作为律师参与嫌疑人或参考人调查过程、或在法庭上进行辩论的笔者,确实有过遇到极其权威主义和强压、让人觉得人权意识存在问题的检察官的经历。此前对检察权滥用和侵犯人权心怀不满的国民,似乎也期待检察官评价制度能为打破无所不能的权力作出贡献。
然而,检察官评价制度包含着客观性和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相反,它有可能损害检察机关的独立性;而且已经存在能够达成相同目的的制度,是否有必要冒着副作用的风险硬要引入等,存在诸多问题,应再次慎重研究。具体来看。
第一,检察官评价制度存在客观性与公正性无法保障的问题。检察官评价制度与法官评价制度有不同之处。法官以裁判者的地位推进诉讼。因此,对裁判的公正性和适当性进行评价或许是可能的。但检察官不是裁判者,而处于对立当事方的地位。这就如同在民事诉讼中由律师评价对方律师。如果发生侵犯人权或辩论权的情况,采取刑事处罚或请求惩戒处分等根本性应对才是有效的,而对作为对立当事方的检察官进行评价并排名并不妥当。此外,查看检察官评价项目会发现,其中有检察官业务处理能力、作为检察官的素质等较为主观的项目,对结果不满的律师或当事人的主观因素容易介入,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被损害的风险很高。
第二,有可能成为对检察权独立性的外部压力。我们期待检察机关摆脱权力干预,对抗巨恶,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我们社会成员之间在政治上、社会上尖锐对立的案件,对检察侦查的评价必然截然分化。越是这类敏感案件,检察权越应不受任何一方影响、公正行使。然而,因为与自己信念不同就评价为作为检察官素质不足,甚至要求反映到人事上,这就构成对检察独立性的侵犯。
第三,参与率低可能导致评价可信度存在问题。2008年引入的法官评价制度至今回应率不足8%,律师参与不足成为问题。一般而言,律师在侦查过程中到场的情况并不多。参照法官评价制度实施的经验,究竟会有多少律师参与检察官评价令人怀疑。结果只能是基于少数回应的、可信度低的评价。
第四,是否只有检察官评价制度才是防止检察权滥用和侵犯人权的唯一方法,这一点值得怀疑。引入检察官评价制度所要纠正的问题,只要充分利用现行制度就完全可以取得同样结果。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会下设的司法人权小委员会正积极开展活动,收集由法院、检方、警方等造成的侵犯人权案例并制定相应的制度改善方案。现在仍可能存在以强压侦查方式侵犯人权的检察官。这种情况下,若通过承办律师向律师协会举报,由人权委员会或司法人权小委员会调查真相后,以律师协会层面向检察机关提出问题,若检察机关内部未能自行纠正,则动用法律上可行的其他方法加以解决——这才是更适合作为法律人团体的律师协会的解决方式。
据悉,律师协会在法院评价制度之后引入检察评价制度,今后还计划引入国会议员评价制度。如果按律师协会的主张,为达成对权力机关的控制和防止侵犯人权的目的,评价这一方法不可避免,那么今后应评价的对象将多如牛毛,包括检察调查官、警察、矫正公务员等。过犹不及。过头不如不足。在有关检察官评价制度的媒体报道的评论中,最令人心头发凉的一条是:先解决律师自己将如何被评价的问题,再去评价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