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权泰信(见图)18日就韩国企业所处的严峻现实高声发出警告。他强调,韩国企业在成本、技术等方面日益落后于竞争企业,已陷入的并非一时性危机,而是“结构性危机”。
权院长直言:“在韩国经济已然患病的情况下,政策决策者本应负起责任,推出四大禁区管制改革、僵尸企业退出等根本性处方,却只顾着‘续命’”,“没有拿职位(命)去做事的公务员”。他同时指出,政府应积极改善制度、放宽管制,使企业能够应对形势变化推进产业重组。记者在首尔汝矣岛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办公室见到权院长,听取了他对近期话题的看法。
权院长强调,必须对我国企业所处的现实有冷静的认识。
“除了Samsung Electronics和现代汽车集团,以及做现金生意的大型流通企业之外,30大企业中没有一家真正赚钱。虽说Samsung Electronics表现尚可,但以硬件制造业为主。相比之下,苹果、Facebook、微软等全球信息通信(IT)企业在软件上获得高收益,与三星差距很大。Samsung Electronics仅凭制造业要保持第一的位置不会容易。现代汽车也一样,年年重复的劳资矛盾使其在现状下无法保证竞争力。曾是招牌行业的钢铁、造船、石油化学如今因供给过剩成为结构调整对象,反而成了我国经济的负担因素。”
他尤其担忧中国企业的追赶正在侵蚀韩国产业基础。权院长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产业结构重组高效而迅速地推进。”过去是韩国企业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中国组装加工后再出口海外,而现在中国凭借低工资和技术实力,正迅速提升中间产品的生产能力。
他强调,要重新点燃这样逐渐冷却的韩国经济引擎,需要根本性处方。即通过对四大禁区管制动手术,营造利于经营的环境,同时对僵尸企业果断进行结构调整。权院长把与首都圈、中小企业保护、大企业、环境等相关的管制,指为政府和政界因顾忌舆论而不敢触碰的“四大禁区管制”。
“从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后,将受到总计240多项管制。这类管制并不是在保护中小企业,而只是增加中小企业的数量,最终使大部分中小企业受损。对大企业的管制和对既得利益中小企业的保护不断增加,导致产业无法实现均衡发展。”
他说:“把经济比作人体,中坚企业和大企业可以说是主动脉”,“我国是主动脉很少、毛细血管数量极其庞大的畸形结构”。从企业数量看,目前中坚企业与大企业合计数量与中小企业数量之比约为0.1比99.9。相比之下,德国中坚企业和大企业的数量占比为10%,中小企业约为90%。权院长直言:“我也当过公务员,对公务员来说管制越多越好”,“但如今由公务员判断、指示企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是前现代的思维,不能把管制交到公务员手里”。
权院长还把对日益拖累经济的僵尸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列为紧迫课题。
“公务员一旦想清理不良企业,就会与那家企业结仇,还会因国会议员的压力而为难。而且担心政权更迭后日后被追究责任。于是就出现了谁都不愿沾血、想把问题推给后任的倾向。青瓦台和政府部门首长等应当挑大梁,即使承受批评,也要担起结构调整指挥塔的角色,迅速推进结构调整。”
权院长尤其建议,需要对信用保证制度动手术。他说:“通过信用保证制度续命10到20年的不良企业很多”,“在创业初期困难时,政府支持大约5年是必要的,但超出这个期限就说不过去”。他同时强调:“必须切断流向不良企业的政策资金,把它转向风险企业,有前景的新产业才能发展。”
他也要求企业进行果断转型。他以在现有制造业遭遇瓶颈后转向高端产业的通用电气(GE)和软银为例。权院长解释说:“以GE为例,过去15年间会长杰弗里·伊梅尔特卖出和买入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公司”,“通过这一过程,GE从家电公司转型为高端制造业和软件等业务领域”。他建议,韩国制造企业也应通过积极的企业并购(M&A)向新产业重组。
问题在于,政府并未在税制和行政支持上给予企业为产业重组而进行果断并购的充分支持。企业为结构调整而买卖事业部和资产时被课征的巨额税金,就是典型的障碍。
“出售经营多年的业务,对卖方企业而言转让税高得惊人,对买方企业而言取得税和登记税负担也很重。眼下税金动辄数百亿、数千亿韩元,企业即便想为结构调整而做并购也做不了。在业务转型时,应减轻这类税负并简化行政手续。”
权院长主张,考虑到这样的现实,也需要“SPECIAL ACT ON THE CORPORATE REVITALIZATION(一站式法)”尽快在国会通过并实施。
他强调:“滞留在国会的‘一站式法’以给企业特惠为由,审议持续被推迟”,“应尽快在国会通过,为企业先手推进业务重组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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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生于庆北永川 △1972年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1982年获美国范德堡大学经济学硕士 △1976年通过第19届行政高等考试 △1989年总统秘书室财政金融行政官 △1991年财务部经济合作科长 △1998年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秘书室长 △2004年总统秘书室经济政策秘书官 △2005年财政经济部第二次官 △2009年国务总理室长(长官级) △2011年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会副委员长 △2014年起任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
只有改变僵化的劳资文化与工资体系,产业活力才能复苏
李慧珍记者
与其同时推进四大改革,不如把劳动领域一项做好
权泰信院长再次强调,若不改革僵化的劳动市场,韩国产业难以恢复活力。他以金融公司为典型例子。权院长反问:“整个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约70%加入工会,并适用年功工资制”,“在与能力有无或业绩无关、工资每年照涨的结构下,业务效率怎么可能提高?”他接着表示:“听我个人认识的银行职员讲,对工资体系不满很多”,“不干活的低绩效者的份额也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工会内部也出现了对年功工资制的不同意见”。
他还讲述了因落后的劳资文化和僵化的人力成本而陷入困难的业界情况。他说:“最近见到一位食品公司社长,他诉苦说因韩国大法院的常规工资判决,人力成本一次性上升,使人力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比重由20%骤升至26%”,“在出口销售单价0.1%都影响巨大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突然上升,出口十分吃力”。
他特别指出,在汽车等制造业,经营层面对强硬工会的要求被迫忍痛上调人力成本的情况反复出现。以韩国GM为例,2002年以后因工资上涨等,生产成本增加了140%。同期消费者物价涨幅为40%。
在通过劳动市场改革提高效率十分紧迫的情况下,权院长指出,对近期达成的劳资政协议有许多遗憾之处。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海外机构要求韩国进行劳动改革,是要消除僵化、让就业市场变得灵活,这归根结底是要保障企业能够自由地招聘和解雇”,“但按照此次协议,对低绩效者的解雇只以行政指针规定,而且连这一点何时出台都不清楚”。对于未能触及在工会罢工时允许替代劳动的派遣法,他也批评说“抽掉了核心”。
据此他强调,政府今后应研究能够提升质的灵活性的方案,如△允许转换配置或调整工作时间 △扩大允许派遣劳动的行业 △延长有期限合同使用期限 △引入与业绩挂钩的工资体系。
权院长还批评劳动界像井底之蛙一样看待韩国所处的现实。
他反问:“我国的答案在于出口,没有资源的国家最终关键不就是人力的运用吗”,并一针见血地说:“讨厌竞争、忽视效率,最终公司会垮,国家也一样”。
他同时对正在推进四大改革的政府提出“不要把战线拉得太宽”。权院长说:“如今逐渐升温的教育改革,也因为所有人都想保住自己的饭碗而难以实际推进”,“与其想做所有改革却一件都做不成,倒不如把劳动改革一项做好,这对韩国社会更有帮助”。
/整理=刘珠熙记者 ginger@sed.co.kr
照片=权旭记者
/对谈=李慧珍 产业部次长 hasim@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