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5 | 권홍우

[权洪雨专栏]那么多的“伟大逃离”走到哪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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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读书之季的秋意渐浓,经济类报纸的夜班值班人员总会紧张起来。因为诺贝尔奖获奖者在深夜公布。而经济学奖公布前的紧张尤为严重。按韩国时间在晚上11时左右传来的第一则公布消息一到,就得火急火燎地翻译外电并采访国内相关学者,才勉强赶上截稿时间。

不过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稿件处理似乎比往年容易。获奖者不正是大家早已熟知的人吗。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他是去年9月出版韩译本的《逃离不平等》的作者。得知迪顿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角的那一刻,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那么多的《逃离不平等》如今身在何处”这一疑问至今仍在脑中盘旋。原因有两方面。

首先是供需。我常去旧书店,旧书市场的供需有几个特点。供应量大、价格与收藏价值低的典型例子,就是选举前政治人物出版的自传。我想起某位旧书店主的话:“政治人物的自传和波兰流亡政府的纸币没什么两样。”

当然,好书涌入旧书市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出版社为追求“畅销书”成绩而大量收购,或出于特定目的大批购入特定书籍并分发时,良书就会大量流入旧书市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迪顿的《逃离不平等》,去年秋天也在旧书市场上大量堆积。大多盖着“赠阅”橡皮印的《逃离不平等》,究竟因何原因、经何途径流到旧书市场,无从确知。只能推测,这或许源于对警告贫富差距加剧的托马·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热潮扩散的压力与反作用。

明确的是市场的反应。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后,旧书市场上堆积的那许多书库存急剧减少,价格也随之上涨。这是理所当然的现象。想要接触世界级学者话题之作的求知欲汇聚成需求,供需自然会趋向均衡点。但心中仍留有一丝不快。仿佛看到随潮流左右摇摆、一时沸腾又立刻冷却的“砂锅性格”的一面,令人苦涩。

第二点是关于人们未来的去向。迪顿强调,过去250多年间不仅发达国家,如今的巨人中国和印度也正走在“逃离不平等”的旅程上,但韩国是否也能算在进行之中,令人生疑。韩国实现了罕见的高增长是事实,但是否仍保持着增长的弹性、今后能否延续下去,却无法确信。再把目光转向国民个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韩国老年一代,无疑是“逃离不平等”的众多主角。这些光荣出走的主角们,如今走到了哪里?就算他们正度过幸福的晚年。那么他们的后代,能否遇上父辈或祖辈曾经历的机会?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后,世人的关注点似乎固化为“安格斯·迪顿对托马·皮凯蒂”,即“增长与分配”的单一议题。其中不无可以认同之处。在经济增长初期增长与不平等会同时出现的“库兹涅茨假说”上,两位学者的见解显然看似不同。真正重要的并非两位学者的差异,而是无论谁的哪一种理论,能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何种帮助。要正确汲取海外知名经济学家给予的启示,就需要准确了解的努力。在海外,两位学者被解读为互补关系而非对立面。迪顿在获奖后的采访中也曾表示,“不平等是严重问题,我支持提高最低工资”。

把省思与探究搁在一边,只以阵营逻辑解读现代经济学的潮流,在购书上也持续出现跟风与一阵热的现象,这样还能对韩国的未来打包票吗?令人担忧的是,从前辈手中接过的“逃离不平等”接力棒,不仅没能传给后代,反而正在被挥霍。在花瓣与落叶飘零的秋日,不能不带着叹息的韵律发问。那么多的“逃离不平等”,如今走到了哪里?

/权洪宇论说委员兼首席记者 hongw@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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