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2 | 김흥록

处于法律真空的精神疾病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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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抑郁症的崔真玉(化名)决心自杀,在自家客厅放火,上月接受了审判。崔某在26年前也曾抱着两个女儿跳楼,当时两岁的小女儿因此丧生。审判相关人士关注崔某的抑郁症。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主张“崔某需要的是医院治疗和宽容”。检方指出:“明知自身抑郁症危险到曾导致女儿丧生,却仍选择以危害他人的方式自杀。”

法院判处崔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然而审判之后,崔某的抑郁症治疗只能交由其本人意志决定。因为按现行制度,没有可适用于崔某的治疗命令制度。正因如此,法律界和国会内外一致认为,为预防精神疾病患者犯罪,应完善治疗监护制度等对策。

据12日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的犯罪分析、犯罪白皮书,2013年精神障碍者违法案件达7053件。但去年检方申请治疗监护的件数仅254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违法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被交给了个人选择。

目前强制精神疾病罪犯接受治疗的手段以治疗监护为代表。治疗监护是将有再犯危险的精神疾病罪犯送入治疗监护设施而非普通矫正设施接受治疗的制度。由于可在设施内强制治疗最长15年,这是对精神疾病犯罪最有力的抑制手段。虽然也有由家庭法院委托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的保护处分,但其仅适用于家庭暴力案件,范围有限。

治疗监护只有在犯下重罪时才由检察官申请。按现行法律,只要是缓刑等监禁刑以上,即可对被告人下达治疗监护命令。但实际上被限定于会被判处数年以上实刑的严重犯罪。这是因为治疗监护同样是一种压制自由的惩罚,不能仅因精神疾病严重就将其收押于监护所,还必须满足犯下重大到需要长期羁押的犯罪这一要件。前述崔某未被下达治疗监护命令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此外,治疗监护所的收容能力也不足。

英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弥补这类盲区,设有强制轻微犯罪的精神疾病患者或醉酒者到医院接受治疗的制度。韩国国内,新国家党议员李汉成等人去年也提出了《治疗监护法部分修正法案》,但仅经过一次小委员会讨论后已搁置一年。该法案规定,检方可以治疗为条件暂缓起诉,法院在判处缓刑或缓宣告时可命令接受治疗,被评价为可适用于大多数精神疾病犯罪。但李汉成议员办公室相关人士解释称:“因优先顺序靠后,通过被推迟。”若错过正在进行的第19届最后一次例会国会,该法案实际上将自动废弃。

专家指出,若对精神疾病犯罪放任不管,很可能演变为无端伤人犯罪或杀害尊亲属。实际上,2013年5月,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50岁农民在幻听状态下毫无理由地用镰刀连砍邻居13次将其杀害。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的分析,2012年至2014年三年间发生的163起无端伤人犯罪中,起因为精神疾病的有59件,居首位。

再犯率也高。精神疾病违法者的再犯率为65.9%,远超一般违法者41%的再犯率。今年年初,一名患抑郁症13年的40多岁女性因悲观厌世,勒死了因脑出血行动不便的母亲。她在2004年也曾因饱受抑郁症折磨而杀害两岁女儿,服刑2年6个月,出狱10年后再次犯下杀害尊亲属罪。

也有不少声音呼吁,应在演变为犯罪之前就支持对轻度抑郁症进行治疗。据悉,近期因孩子只亲近父亲而杀害6岁子女的女性,以及因育儿矛盾将13年才得来的女儿溺死的女性,都曾患有抑郁症。首尔地方警察厅科学调查系的郑成国博士表示:“杀害尊亲属案件中39.6%因精神疾病而发生,若加上表现出抑郁症状的案例,将超过一半”,“需要社会对产后抑郁症等30多岁年轻母亲的关注和国家层面的管理。”医学界推测,韩国国内需要治疗的严重抑郁症患者将达200万人。但其中接受治疗的患者仅有29万人。

一位曾承办精神疾病犯罪案件的律师强调:“如果治疗没有到位而发生犯罪并导致再犯,这将全部转化为社会成本”,“没有根本性治疗就无法阻止犯罪发生,相关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金兴录记者 rok@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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