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1 | 이신우

[社论] 想推进企业结构调整就把全权交给金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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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末朴正熙总统遇难之后,因集中发展重化工业而导致的经济扭曲现象一时暴露。过剩与重复投资严重,进而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以及原材料进口价格飙升带来的物价不稳。

面对这种局面,全斗焕总统的经济政策聚焦于两点。一是化解顽固的物价不稳,二是对重化工业进行全面结构调整。

全斗焕总统此时遇到了一位幸运的经济幕僚,即经济首席秘书金在益。他是彻底的市场经济信奉者。金首席上任后便加快开放进口,废除了削弱企业间或产业间竞争力的差别化金融制度和税收优惠。重化工业结构调整的第一步是企业合并整合措施。开工率最差的发电设备统一归入大宇集团。建设重型机械收窄为三星集团、大宇、现代重工三家公司。对海外建筑企业和海运公司的大规模清理也同时推进。

金大中总统在1997年爆发的外汇危机之中就任总统。他将企业结构调整交给了被任命为首任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的李宪宰。当时5家商业银行被市场淘汰,大规模合并等接连出现。企业结构调整由银行来承担。现今韩国金融体系的骨架就是那时形成的。

如今的大韩民国经济同样处在企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的时点。据韩国银行数据,企业债务高达2347万亿韩元,比家庭负债更为严重。然而边缘企业的结构调整过程却进展缓慢。LG经济研究院的调查也显示,僵尸企业比重从2010年的24.7%大幅升至今年第一季度的34.9%。若就此放任,不良企业的连锁倒闭可能扩大金融业的不良,进而蔓延为由企业债务引发的、威胁韩国经济的危机。

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炅焕5日在国会表示,“有不良化风险的边缘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问题”,“将加快边缘企业结构调整的速度”。那么在现政府之下,企业结构调整可行吗?先说结论,几乎不可能。最重要的是,不存在像全斗焕政府时期金首席、或金大中政府时期李宪宰那样的人物。不,似乎政府自身也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人物。

在现政府中,本应通过银行全面指挥结构调整的当事人正是金融委员长任钟龙。当然,任委员长近来也在多方努力。但他的处境无异于孤零零漂在海上的帆船。举一个实例。不久前他费力推进的企业结构调整专门公司突然变成了“未曾有过的事”。原因也未得到妥善说明。此后见诸报道的内容是,方案后退为对银行设立的不良债权专门公司、既有的UAMCO进行扩大改编。

媒体上一度流传任委员长是否在与银行的权力博弈中败下阵来的说法,但现场的声音不同。如今银行业内抱怨说,甚至搞不清金融产业的指挥部到底是不是金融委。正因如此,才有说法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并非金融委与银行联合会之间的矛盾,而是政府内部的“看不见的手”站在了银行联合会一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政权深层害怕真正启动企业结构调整。一旦动手,经济就会动摇,相当长时间内失业率上升等社会痛苦将扑面而来,于是“干脆把潘多拉的盒子盖着才是上策”的氛围占据主导。

政府目前对民间银行真正启动企业结构调整态度消极。正因如此,才不断通过产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向生存存疑的僵尸企业大量投入政府资金。产业银行因错过清理和出售结构调整对象企业的时机,已变成持有130家子公司的庞然大物。进出口银行随着造船业、海运业萧陀和不良资产骤增,国际清算银行(BIS)自有资本比率甚至沦为国内18家银行中的最末位。此外,正如UAMCO事件所显示,政府也丝毫没有要把全权授予金融委的迹象。

全斗焕、金大中政府时期则不同。李宪宰后来这样回忆:“在那场肃杀的结构调整旋涡之中,DJ一次也没有提出个人请托或干预政策……他只问过我两件事。‘符合原则吗?’以及‘程序公正吗?’”金在益也一样。全斗焕总统总是对金首席说:“不用多说。经济上你就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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