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Asan郑周永生前尤为自豪两件事。一是“在外挣钱、充实内里”,二是“靠自己的力量打造出企业集团”的自豪感。1988年第五共和国听证会上,在被追问向前任总统们提供政治资金时,Asan唯独在一点上理直气壮地作答,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我经营事业没有受到任何特惠”。每逢政权更替、每逢政变发生,“财阀”便成为查处目标,可见靠政经勾结成长起来的企业不少,但Asan自己以未曾从政府获得企业收购或垄断事业转让之类特惠为荣。
“唯有现代是在外挣钱、充实内里”的认知,至少到1990年代仍深植于大多数国民心中。韩国产业的起点是内需轻工业的“三白产业”(面粉·糖·磨粉),大部分财阀企业集团都从此起步成长,而现代则不同,它承接美军工程赚取美元,或通过战后重建工程扩大基础。此后凭借海外建筑与造船、汽车,现代确立了比内需更引领出口的企业集团形象。
Asan对“国产”格外执着。他拒绝了海外大型汽车公司技术合作的诱惑,坚持自主车型,奠定了今日现代·起亚汽车的基石。因船东拒收而成为“孤儿”的巨型油轮,他直接创办海运公司,构建起“韩国建造、由韩国船长和船员驾驶、运送韩国所用原油的国籍油轮船队”阵容,也播下了海运韩国的种子。谁都未曾想到的巨型造船厂、超大型油轮,乃至以韩国技术和人力修建的高速公路,Asan的一生贯穿着“国产化”。如今生产世界一流坦克的国防工业基础,同样源于在1970年代中期无一家企业敢于尝试之时,Asan对美军坦克改良项目(M-48K3、M-48K5)的果断决策与朴正熙总统的支持。
不只是Asan郑周永。缔造世界级企业Samsung Electronics的湖岩李秉喆也把“事业报国”奉为最高经营哲学。如今只要一提上调法人税就哭诉要把生产基地迁往中国、新加坡、越南的企业,与第一代企业家之间,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第一代创业企业家以为国家而奋斗为目标高速飞驰,如今的企业家与他们的距离感越大,韩国的发展也越发失去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