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24 | 김나영

[记者金娜英的一日一识]“如同战争的就业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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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初,日本因战争而陷入混乱。当时全国都在支撑陆军与海军的物资战,日本大藏省(财务省)以当时的货币计编列了3000亿日元战费,换算成今日的货币价值约为300万亿日元。这自然包括从日本内陆以至殖民地各处榨取来的钱。即便花费如此巨额,最被看重的却是“彻底削减人力成本”的原则,并宣称这是关乎国运的战争,国民作出牺牲难道不是理所当然。负责战时体制的财务大臣贺屋兴宣在战败后服刑十年出狱后,仍厚颜无耻地诡辩称“正因为减少了浪费,才能与美国和英国打了好几年战争”。当权者以战争这一极端状况为由强迫他人牺牲。这不是成员自发参与、出于内心的行动,而是单方面的强压政策,完全没有对人的体谅。把按劳付酬这一动机(motivation)层面全然无视便投入战争,失败也属必然。据说战胜国美国向从事战争相关产业的人所支付的报酬水平是日本的20倍以上。“精神胜利”只是虚幻。因为人力成本是最容易削减的费用,少给或不给之后再硬找名义,这只是借口而已。

然而这种战时体制的思路,正在21世纪韩国的劳动市场上发生。首先要说明,我对政府劳动改革的宗旨是认同的。在不久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中,改革工资结构是理所当然的步骤。但适用方式存在问题。这是人们能够自发参与的改革,还是“为了国家先闭上眼睛牺牲吧”的军国主义式处方,一字之差,意味完全不同。

先看崔炅焕经济副总理表示将在2015年内实施的公共机构工资顶点制。工资顶点制是在向熟练劳动者预告削减人力成本的状态下推行的措施。若问58岁的劳动者“你要再干两年,还是现在就辞职”,会有多少人选择辞职?对没有明确养老对策的劳动者说“出去”,无异于把他们推向每天有数十家开业、数百家倒闭的个体经营之路。

如果如政府最初所说不减少新增招聘,那么最终问题就是如何把同样大小的饼分好。人增加了,可分的饼大小不变,就必须有人少吃。被称为为创造岗位而亟需引入的工资顶点制,实质上是说:制度上保障你能干到退休,所以请为青年一代分担痛苦。但这只有在所有劳动者都工作到60岁退休的前提下才成立。反过来想,也可以看作是让刚刚就业的青年一代分担痛苦——为了让前辈能干满退休年限,后辈的年薪被定得更低。无论怎么看,都有理由抱怨这是“徒有其表的劳动改革”。细究起来,双方都是受害者,却不得不彼此厌恶,这是奇怪的结构。甚至令人担忧,不逊于太平洋战争的劳动战争是否正在公司内部爆发。

听说某家公司鼓励员工搞内部创业。据说即便失败,回来还能继续工作,老板甚至为此作了保证。我原以为这是值得称赞的事。但了解实情后却令人哑然:创业的担保与退休金挂钩。表面上鼓励创造与挑战,实质上却是削减退休金的“节省”政策,把裁员包装得很漂亮。不增加投资,反而把日后应付给劳动者的资源提前“高效分配”,这种思路究竟怎么可能成立?

“压轴”是近来朴槿惠总统以身作则加入的青年基金。主要目的是为没有工作的人筹措资金。青年基金不是委托型,而是捐赠型。因此核心在于本金和利息都不能收回。近来韩亚金融集团会长为“维护国体”加入青年基金,并“鼓励”全体员工加入。事后虽解释“并非义务加入”,但已有说法称银行营业网点员工被催促每人加入2个账户以上。在以业绩为最优先的私营企业中似乎不太可能发生的事,银行却挺身而出。在如“战争”般的全球竞争时代,真是了不起的爱国。

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是个人的激励(incentive)。当一个人为国家或共同体进行公共投入时,必须确信能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收回其价值。劳动改革的方向,难道没有办法不沦为在场内互相抢夺机会?若说事关韩国未来的劳动改革,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强调的“精神胜利”或“总力战”并无多大差别,那实在令人苦涩。为了让大多数国民都能幸福的岗位分享,需要政府的“创造性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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