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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该思考我国劳动市场中被边缘化的90%的时候了。因为来之不易的劳动市场结构改善“社会大妥协”所涉议题,主要与占10%的大企业、公共部门为中心的第一劳动市场内部人士有关。即便通过工资峰值制,也需要对与生产率存在落差的高工资体系进行调整的、设有退休年龄制和工龄薪级制的职场,对占90%的中小企业或特殊雇佣职劳动者而言,或许听起来像是遥远国度的故事。对于苦于人力短缺的中小企业来说,问题不在于雇佣关系的僵化,而在于优秀人才既不愿来,来了也待不久便离去。
如果本次大妥协提出的改革议题得以成功实施,预计将有助于缓解第一劳动市场的僵化、提高人力运用的灵活性。然而,第一劳动市场的大门打开,并不意味着第二劳动市场中长时间、低工资的劳动者立刻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我国制造业由作为大企业的总承包方与一级、二级、三级分包企业构成多层转承包结构,现实是大部分新增人力招聘通过分包企业进行,而从分包企业向总承包方向上流动的机会极为有限。在这种结构下,令人担忧的是,通过降低第一劳动市场门槛而新开的机会,未必成为占90%的第二劳动市场劳动者转向更好岗位的机会,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青年层对大企业、公共部门的偏好与排队现象。
劳动市场结构改革的最终目的与价值在于缓解第一与第二劳动市场的差距,并通过确立公正的人事管理体系来扩大新的优质就业机会,这也是提案方政府反复强调的事项。既然如此,本次劳动市场改革的实际效果,最终将取决于创造出何种新的就业机会来评价。
1998年遭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危机之际,为提高经营效率与劳动市场灵活性而推进的劳资关系改革之后,出现了并非所愿的负面副产品,即有期限合同及临时职、转承包、派遣劳动的增加,导致就业质量与收入分配恶化,为解决这种劳动市场差距问题,此后制定了非正规职保护法案。今天我们正是为改善这样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问题而再次进行社会大妥协。由此来看,本次大妥协也只应被视为编制了今后劳资政为实现更灵活的劳动市场与缩小差距而共同推进的课题清单,改革的成功将以结果来评价。
改革可能比革命更难,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改革必须触动既有结构化社会体系,即内化于法律、制度、惯例、认识之中的利害关系与既得利益。越是久远的东西越难改变,因为根基深厚。因此,改革需忠于最终目的与所追求的价值,同时需要为调整既有利害关系而进行耐心的协商与谈判,以及不间断推进改革议题的一贯性与持续性。
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没有捷径。若求轻松、快速,起初或许会有一定成果,但难以长久。谚语也说,想走得快就独自走,想走得远就两人同行。社会大妥协的最终价值能否体现为在我国劳动市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并缩小劳动者之间差距的成果,取决于大妥协之后劳资政如何本着诚信原则去落实各项改革议题。
方河男 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前韩国雇佣劳动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