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25日,A某(37岁)因交往一年多的婚外情女友不愿见面,喝下两瓶烧酒后开车找上该女子的丈夫B某。B某见A某前来挑事,便报警并告知A某酒后驾车的事实。确认酒驾事实的两名警察将A某带到警察局。事情不顺让A某心生怒火,他一度离开警察局,购买了3把长23厘米的水果刀,随后直接进入警察局,用力刺向一名警察的颈部。接着他还试图刺伤另一名警察,但未能得手。A某因杀人、杀人未遂、特殊妨害公务执行等嫌疑被移送审判。
法院斥责称“杀人行为属有计划实施,罪质极为恶劣”。有计划的杀人属可判无期徒刑的重罪。然而法院最终考虑到A某患有酒精依赖综合症、作案时因过量饮酒处于精神耗弱状态,判处其35年有期徒刑。
对于“因系醉酒状态下所犯罪行故有从宽必要”的判决,国民又怎么看?
在本月9日公开的论文《醉酒暴力犯罪处罰研究》(京畿警察厅总警李元贞)中,75.3%的市民表示“不应对因饮酒导致精神耗弱状态下所犯罪行减轻量刑”。也就是说,每4名普通人中就有3人认为,不应为“喝酒后犯下的罪行”开出免罪符。
尽管绝大多数国民认为不应对醉酒犯罪宽容,法院仍在作出对酒宽大的判决。Seoul Economic Daily调查今年3月至8月近6个月的法院判决结果显示,实施“饮酒减轻”的案件共58起。其中精神耗弱减轻33起,酌量减轻25起。
精神耗弱指因饮酒或疾病导致辨别事物能力等薄弱的状态。若作案时被认定处于精神耗弱状态,刑期最多可降至二分之一。2008年对残忍性侵8岁女童的赵斗淳的判决中所适用的,正是精神耗弱规定。当时法院表示“赵斗淳罪质极为恶劣,本应判处无期徒刑,但其系在醉酒状态下作案”,判处其12年有期徒刑。
酌量减轻是在法律明示的减轻规定之外,允许法官酌情减刑的制度,是仅在韩国和日本适用的独特制度。法官们基于“将醉酒后偶发作案作为对被告有利的因素予以考虑”的判断而降低了刑期。
在法院考虑饮酒而从宽处理的58起案件中,也有2起与A某类似的杀人案。强奸(含未遂)13起、强制猥亵6起等性犯罪共19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一;杀人未遂(8起)、使用凶器的暴行(7起)、妨害公务执行(6起)等罪行也是饮酒减轻的常客。
尤其在性犯罪方面,赵斗淳判决之后出现了“不适用因饮酒或药物导致的精神耗弱减轻”的法律规定。但由于并非强制规定,精神耗弱仍被纳入考虑。法院在不适用精神耗弱时,则以酌量减轻降低刑期。
实施饮酒减轻的性犯罪案件中,包括分开生活14年的亲生女儿因结婚前来探访、被父亲借酒性侵的案件,公司聚餐中把醉酒的同事带到汽车旅馆强奸的案件,以及强行触摸5岁女童下体并殴打上前阻止的孩子母亲的案件等。
对惯常实施醉酒犯罪者予以饮酒减轻的情形也不少。C某在路边小吃摊饮酒时,无任何理由用铁椅砸向一名60多岁顾客的面部而被起诉。法院一方面表示“被告人在缓刑期间作案,且过去也曾多次醉酒行凶,再犯危险性很大”,另一方面又称“在醉酒状态下作案属可予考虑的因素”,作出自相矛盾的判决。依刑法,使用凶器的暴行刑期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C某被判处的刑期仅为1年有期徒刑。
成均馆大学法学系教授卢明善批评称:“美国、日本等大多数国家不会对自愿饮酒后所犯罪行予以减轻”,“对犯下同样罪行的人,一人因喝了酒而获从宽、一人因没喝酒而被严惩,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正当性。”
一位检方相关人士指出:“对饮酒的判断实际上取决于个别法官的裁量,这存在问题”,“需要明确的标准,例如对有酒后犯罪前科者原则上排除饮酒减轻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