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劳总于场外开展帐篷斗争的上月20日,韩国雇佣劳动部部长李基权召开紧急记者恳谈会表示,“如果劳动界在26日前不回到劳资政对话,政府将独自推进劳动市场改革”。虽然不断扩散的批评舆论也是负担,但由于政府施压力度过大,韩国劳总一直坚持到截止日(26日),最终在过了一天的27日不得不宣布重返劳资政委员会。
但没有任何人相信劳资政委员会能够正常运转。
10日,劳资政四方代表会议在下午和晚间先后举行两次,从外部看形势紧迫。但即便此时,也没有人对大妥协的可能性有1%Rado的确信。数日前,新世界党代表金武星与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崔炅焕以“到10日为止”为劳资政大妥协谈判划定时限,四方代表虽做出勉强会面的姿态,但由于意见协调本身毫无进展,即便见面也难以期待特别结果。
就这样,每当劳资政委员长金大焕召集四方代表、下决心要促成协议时,政府或执政党就会突然进行“口头介入”,屡屡只是给谈判当事方带来混乱。站在政府和执政党立场上,考虑到明年总选等政治日程,希望在年内完成劳动市场改革的心情无比迫切,但在与劳资政委员会连最起码的沟通都没有的情况下随口抛出的口头介入,令劳动界不满,经营界也不得不费力揣测政府意图,这种低效格局反复出现,反而产生了反效果。有人指出,政府在劳动市场改革这一重大课题面前,只是随当时舆论气氛进行口头介入,缺乏系统战略,结果连可以拿出来的成果都没有。
政府未能把把“3月31日”定为劳资政大妥协时限却失败的经历当作“他山之石”,仍不断划定谈判时限施压,劳动界则勉强应战、再度走向破裂,这一恶性循环的链条始终未能打破。因此反而有人指出,劳动界只是争取到了时间。此外,4月劳资政谈判首次破裂的原因曾被归结为△政府急于设定时限△大企业工会的利己主义△政府控制塔缺失等,但事后看来,政府不合理地设定时限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劳动界曾反问“这是在搞军事作战吗”。再加上撇开主管部门雇佣部,韩国企划财政部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部长接连发表评论,反而暴露了政府战略,有分析认为这只是压缩了雇佣部的立足空间。雇佣部在谈判中一有进展就立即与企划财政部联系,表现得仿佛没有决定权,这也被指为使劳动界无法全力投入谈判的原因。
劳动界同样难以避免批评。就韩国劳总而言,为实现民主决策而设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被强硬派工会掌控,成为阻碍让步与妥协的障碍。据悉,自宣布重启对话起,公共、金属、化学等强硬派势力就在此次劳资政对话中寻找韩国劳总委员长金东万的漏洞。他们意图借此扩大组织势力,使谈判派不得不顾虑内部眼色。一位匿名劳动专家指出:“在谈判中不体谅对方、连退路都不留的做法依然如故”,“如果劳动改革推迟拖累我国经济,劳资政三方都无法回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