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为朝鲜战争时把枪口对准我们的中国军队鼓掌吗?”围绕朴槿惠总统是否出席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活动,韩国国内曾出现争议。韩中蜜月关系对最大友邦美国而言也并不合意。尽管如此,朴总统仍出席了纪念活动,甚至观看了阅兵式。这也意味着中国对韩国拥有巨大影响力。即便不提25%的出口占比,我国经济也难以想象没有中国的情形。
然而对于“究竟对中国了解多少”这一提问,无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上月中国突然连续3天推动人民币贬值、金融市场弥漫危机感之际,韩国企划财政部一位政策当局人士坦言:“现在才想稍微了解中国,但很难找到深谙中国经济的专家。”
事实上,学界称得上“中国通”的专家并不多。一位要求匿名的国立大学教授4日表示:“中国经济的结构决定了,若不精通汉语、不曾在当地生活,很难拥有洞察力”,“要筛选出满足这些条件的中国通并非易事。”
也有观点指出,中国经济的变化比任何国家都快,以Sangatop的属性而言,在学界层面作出及时分析存在局限。国策研究机构会推出速报性分析,但成效较为有限。1995年在中国北京设立办事处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情况稍好,但研究院内部也诉称分析中国存在困难。基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统计本身的可信度存疑,加之政策更多由共产党单方面选择决定,而非依据经济逻辑。美国《华尔街日报》(WSJ)曾指出:“中国的利率决定权不在人民银行,而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府对此颇为为难。企划财政部一位相关人士指出:“中国没有可信的统计,分析本身就不容易”,“大部分中国相关研究结果都是基于海外投资银行(IB)的估算,原因就在这里。”政府内部关于中国经济动向的报告,也不过是IB报告与外媒报道的拼凑。
作为经济政策指挥塔的企划财政部内,国际金融和宏观条线可供咨询的外部网络也很薄弱。负责关注金融市场的经济政策局直到上月25日才匆忙组建中国相关专家小组会议。国际金融局同样没有正式的外部专家库。韩国金融委员会和韩国金融监督院对海外动向更是近乎一无所知。
一位国策研究机构人士指出:“经济部门同样没有中国经济或金融通”,“好在曾担任驻中国财经官的人士熟悉当地情况,但这些人如今在哪个部门、负责什么工作则令人怀疑。”实际上,企划财政部现有编制1003人(含特定职)中,出身驻中国财经官的仅有负责就业与福利政策的未来经济政策局局长白龙天一人。
中央部门公务员选择中国作为海外留学目的地的比例,也远低于美国或欧洲。白局长表示:“我在北京时,来自全部部门的留学生仅有60余人”,“与主要贸易对象美国和日本相比,这一水平过低。”
人际网络同样薄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共产党内部清退海外派、以本土派填补,海外结下的人际关系也随之断裂。这意味着与中国政策条线的沟通并不容易。一位出身国际金融领域的前官员表示:“我们有很多东西要从中国获得,但真正能送给中国的礼物却不多”,“以单向通行式的关系,恐怕难以使政府间的沟通渠道常态化。”/世宗=金相勋·具敬宇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