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企业情绪的背后,是企业忘却了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应有角色的态度。在政府关照与国民厚爱中成长起来的大企业,把企业家精神抛在一边,蜕变为只追求利益的群体,国民因此感到愤怒。
现代汽车集团、三星集团、LG等国内主要大企业,在光复后的70年间在政府支持和国民厚爱中成长起来。1953年韩国战争结束后,政府以美国援助物资为基础,培育了原棉、原糖、小麦等“三白产业”企业。三星集团旗下CJ集团、第一毛织也是在此时起步。参与军需物资采购和战后重建事业的现代集团与韩进集团能够积累资本并实现成长,也是同样的脉络。企业可凭政府担保引入借款建设工厂。1965年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越南战争特需、进口许可、外汇分配、银行贷款等方面获得的优惠,使企业得以向前疾进。
1973年朴正熙总统推行的钢铁、非铁金属、造船、电子、化学、特殊钢等六大重化学工业培育政策,使企业得以跃升为大企业。此前依靠政府支持积累了资本的企业获益最大。
近期因兄弟间经营权之争而引发争议的乐天集团,同样是受政府优惠的代表性企业。政府1966年制定《外资引进特例法》,为外资企业在最初5年免除所得税、法人税、取得税、财产税等,提供了破格的优惠。凭借当时的优惠,被归类为日本企业的乐天集团得以在国内市场稳定地开展业务。让乐天集团能够买下位于首尔小公洞的现在的乐天酒店和乐天百货总店的,也是政府。
在“过上好日子”这一信念下,国民克服恶劣的劳动环境,在九老工业园区等主要出口基地充当尖兵,其牺牲也是重要基础。1970~1980年代的爱用国货运动在扶持企业方面发挥了作用,也不容忽视。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大企业不再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而开始以凌驾于政府和国民之上的“甲方”自居,这直接引向了反企业情绪。因“花生返航”而引发问题的Korean Air Lines就是典型案例。
国民会为做得好的企业鼓掌加油。人们对新罗酒店社长李富真“错在我、功在你”的经营哲学热烈追捧,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上月9日,在首尔市内免税店新经营者遴选的演示(PT)现场,她是7家大企业业主中唯一到场的人,并对员工说“不要太担心。成功了都是大家的功劳,落选了就是我的责任”,一时成为话题。
有观点指出,大企业自身需要不以特权阶层自居,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从顾客和国民的视角思考和行动。财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在高度压缩成长的背景下获得各种优惠的韩国企业,过去曾通过企业家精神承担社会共同体的一极,但最近这种面貌大为褪色”,“需要体察顾客和国民的心情,并具备与之相称的高水准行为方式”。






